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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學，皆可信據。雲「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則以《序卦》、《雜卦》為孔子作者非矣。雲「文王囚于裡，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則以為伏羲重卦，又以為神農，以為夏禹者，皆非矣。雲「伏生獨得二十九篇」，則二十九篇外無師傳矣。其引《書》義，以大麓為山麓，旋機玉衡為北斗，文祖為堯太祖，丹朱為允子朱，二十二人中有彭祖，「夔曰」八字實為衍文，《般庚》作於小辛之時，《微子》非告比干、箕子，《君奭》為居攝時作，《金縢》在周公薨後，《文侯之命》乃命晉重，魯公《費誓》初代守國。凡此故實，具有明征，則後人臆解《尚書》，變亂事實者，皆非矣。雲「《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則朱子以為淫人自言，王柏以為雜有鄭、衛者，非矣。既雲「《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而又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本《魯詩》，以《關雎》、《鹿鳴》為陳古刺今，則毛、鄭以下皆以《關雎》屬文王，又以為后妃求淑女，非矣。雲「正考父善宋襄公，作《商頌》」，則毛、鄭以為正考父得《商頌》于周太師，非矣。雲「《春秋》筆削，子夏不能贊一辭」，則杜預以為「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者，非矣。雲「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于後別出魯君子左丘明云云，則知丘明不在弟子之列，亦未嘗口受傳指，荀崧以為孔子作《春秋》，丘明造膝親受者，非矣。荀悅《申鑒》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自謂真本經。古今先師，義一而已；異家別說，而皆自謂真本說。」案今古文皆述聖經，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後古文家之橫決，則有不可訓者。《左氏》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夫魯《春秋》即孟子與《乘》、《檮杌》並稱者，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既無其義，不必深究；而杜預據此孤證，遂以傳中五十凡例皆出周公，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新例。如此，則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奪尼山之筆削，上獻先君；飾塚宰之文章，下誣後聖。故唐時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劉知幾《史通惑經》、《申左》極詆《春秋》之略，不如《左氏》之詳。非聖無法，並由此等謬說啟之。孔疏云：「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以丘明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據此，則杜預以前未有雲周公作凡例者。陸淳曰：「按其傳例云：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然則周公先設弒君之義乎？」駮難極明，杜之謬說不待辨矣。若《易》象則伏羲畫卦，文王重卦，孔子繫辭，故曰「《易》歷三聖。」而鄭眾、賈逵、馬融等皆以為周公作《爻辭》，或亦據韓宣子之說，與《易》歷三聖不合矣。劉歆以《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周禮》一書遂巍然為古文大宗，與今文抗衡；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且駕孔子而上之矣。太史公曰：「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六經皆孔子手訂，無有言周公者。作《春秋》尤孔子特筆，自孟子及兩漢諸儒，皆無異辭。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足見孔子功繼群聖，全在《春秋》一書。尊孔子者，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勿惑于後起之歧說。與其信杜預之言，降孔子于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繼禹、周公之功也。
四、經學極盛時代
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為極盛時代。其所以極盛者，漢初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尤好儒生，韋、匡、貢、薛，並致輔相。自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青紫拾芥之語，車服稽古之榮。黃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以累世之通顯，動一時之羡慕。後漢桓氏代為師傅；楊氏世作三公。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經學所以極盛者，此其一。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乙丙科，為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後世生員科舉之法，實本於此。經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為古來未有之盛事。經學所以極盛者，又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