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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對曰：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聖人之言，乃傳之者誤也。
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
凡聖人之所以為經紀，為名物，無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雲爾。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輿馬、章綬之數，會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則又示之典命、書制、符璽、奏復之文，參伍、殷輔、陪台之役，是道之所由也。
則又勸之以爵祿、慶賞之美，懲之以黜遠、鞭撲、梏、斬殺之慘，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經分，而無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準，道從而喪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從而喪矣。
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禮記》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與也。是故在上不為抗，在下不為損，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
易位而處，各安其分，而道達于天下矣。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蓋亦喪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聖人之言，傳之者誤也，果矣。
○時令論上（孔穎達《禮記疏》案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申鄭旨釋之。案呂不韋集諸儒著為十二月紀，名為《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
又周無太尉，唯秦官有太尉，而此《月令》雲，乃命太尉，此是官名不同周法，二證也。又秦正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于季秋云：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必謂呂不韋作者以此，或曰此書純用秦正。
案始皇二十六年，並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先是，十二年，不韋遷蜀死矣，安所從受而以十月為來歲朔日乎？是不然。夫以十月為歲首，昭王以來既然矣。按《秦紀》昭王四十一年，先書十月宣太后薨，次書九月穰侯出之陶。
四十八年，先書十月韓獻垣雍，秦軍伐趙，次書正月兵罷。五十年，先書十月白起有罪為士伍，
次書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次書二月攻晉軍斬首六千。然則始皇以十月為歲首，特立定為制耳。其實二十六年以前，已用十月也。或又曰：秦並天下，立郡縣，何得雲合諸侯？又秦以好兵毒禍，何能布德行惠，春不興兵？是又不
然。夫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捃摭善言，遵立舊章，秦自不能盡法依行，何怪其非不韋所作也？按昭王五十三年，楚、齊、韓、燕、趙皆來賓。又孝文、莊襄世，赦罪人，弛苑囿，布德惠於民，皆《秦紀》所書，而此書作於昭、孝文、莊襄之後，亦其行事之一驗也，又可指此為限斷乎？且官名時事各不同周法，又安得指為周公作乎？公曰夏後、周公之典逸矣，信然。）
《呂氏春秋》十二紀，漢儒論以為《月令》，措諸《禮》以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氣，以追寒暑之序，類其物宜而逆為之備，聖人之作也。然而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利於人，備於事，如斯而已矣。
觀《月令》之說，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離聖人之道，不亦遠乎？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徑術，相土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于時。孟夏無起土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
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糞田疇，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納材葦。仲秋勸人種麥。
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舉五穀之要，合秩芻，養犧牲；趨人牧斂，務蓄菜，伐薪為炭。孟冬築城郭，穿竇窖，修倉，謹蓋藏，勞農以休息之，收水澤之賦。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講武，習射禦；出五穀種，計耦耕，具田器；合諸侯，制百縣輕重之法，貢職之數。
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誠使古之為政者，非春無以布德和令，行慶施惠，養幼少，省囹圄，賜貧窮，禮賢者；非夏無以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斷薄刑，決小罪，節嗜欲，靜百官；非秋無以選士勵兵，任有功，誅暴慢，明好惡，修法制，養衰老，申嚴百刑，斬殺必當；非冬無以賞死事，恤孤寡，舉阿黨，易關市，來商旅，審門閭，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則其闕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時而行之者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