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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軍以海口封凍為虞，皆于初冬退去。議者始悟咸豐七年廣州被陷之後，未始不可善為講解。內外大臣無一諳洋情者，遂於剛柔緩急取與操縱之訣，未能適中機宜。又或專為身謀，玩視大局，瞢然置之不理。使彼激而生變，紛紜者數年。局勢乃彌棘矣。不然，則乘大沽挫敗之後，隱示轉圜。倘得能者善為迎距，則八年原許之款，或可擇其重者抽去一二。即使仍用前約，其愈于十年所定之款猶多。且敵情叵測，大沽北塘與各海口，皆當嚴備。夫瀕海設防，猶在海駕舟也。舟之大數十丈，鑿方寸之孔，縱水漏入，則全舟沉矣。寇一入口，內地震驚，防不勝防。彼且反客為主。又以津沽屏蔽京師，而能戰之兵，實不滿萬。亦覺軍勢過單。況騎隊不敵槍隊，更出人意計外乎？自古戰守和互相為用，兩國修好，軍衛不撤，設防之無害于和，亦明矣。是故戰愈奮，守愈固，則和愈速。不戰不守，和亦雖久。要挾孔多，和固受瘥，自然之理也。北塘撤防為議和地，時論頗歸咎于載垣、端華、肅順之誤大計。彼時三人讚襄密勿，其責自無可辭。蓋戰和兩歧，斷非萬全之策。若十年之役，仍能卻敵，勿令深入，則彼已頻年動眾，師勞餉匱，勢當自沮。然後遣明煉沉毅夙有威望之大臣，馳赴上海，揆時度勢，與之定議，豈不癒于天津立約哉！豈不更愈于京師立約哉！
☆黎庶昌○周以來十一書應立學議
昔周衰，孔子自衛反魯，憂道不行，退而贊《易》、敘《書》、刪《詩》、定《禮》、《樂》修《春秋》，垂範百王，是為六經，尊盛與道無極。《樂經》遭秦而闕，僅存其五。然而孔子沒門弟子各闡師說，曾子述《孝經》，游夏之徒撰《論語》，左丘明公羊谷梁傳《春秋》。至戰國而有《孟子》。《爾雅》、《禮記》，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經九經十一經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成都，十三經遂著為令，其于孔子所刪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雖以經升老子，而不久即廢。南宋時，朱子作集注，始於《戴記》中摘出《大學》《中庸》，以配《論語》《孟子》，題曰四書，詔學者讀書當自四書始。淳熙以降，翕然宗之。元皇慶中，定製以四書試士。明代樂其易簡，因仍不革，學使者校藝，專以《論》《孟》《學》《庸》發題，先四書而後五經，廢註疏而遵朱說，道術因之一變。
我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深維其弊，力矯末流，詔撰七經、傳說、彙纂、義疏等，頒諸學官，示天下以實事求是之旨，包舉漢宋，不名一家。康熙乾隆以還，巨儒雲興，經學由是盛絶。然所廢舉，亦只系傳注之間，非于經外別立一書，以崇配者也。嘗謹按國家自府廳州縣學政校士，以及鄉會試，雖以四子五經垂教，舍是莫由進身，而私家誦讀，往往溢出令甲，頗有視為不刊之典者。
當周末時，莊子著書多寓言，然其指事類情，于諸子中最為瑰放特出。陸德明釋文，已列為經，而作之音義。淮南王安稱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王逸注《楚詞》，尊《離騷》曰經，朱子從而不廢。後世騷學選學，相因為用，欲祛文章流別之偽，《文選》其最要矣。司馬遷《史記》，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閎識孤懷，蓋未易幾也。班孟堅紀述漢事，斷代為書，文字之淵源，經書之大法，粲然畢備。許叔重《說文解字》，博奧精嚴，六藝遺文，賴以不墜，實軼《爾雅》一經之上。本朝蔚成絶學。《儀禮》十七篇，士禮雖存，頗闕王朝邦國舊典。欲觀後世帝王因襲之跡，惟杜氏《通典》，馬氏《通考》，博要能通。《通鑒》上續《左氏》，事始三家分晉，體大而思精，言馴而不雜，則亦優視聖作矣。杜子美冠絶古今詩人，韓愈文章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門用詩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數家之言，兼包大小，豈非文武道不墜地在人，卓然俟聖不惑者哉。故其書之傳遠者，一二千歲，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祿之資。然而歷世相承，誦習不絶，精深博篤，取用宏多，有以協人心眾好之同，如饑渴飲食不可一日離也，其視為經固已久矣。
往者嘗與曾文正公討論群籍，公獨以謂子若莊子，詞若《離騷》，集若《文選》，史若兩司馬氏班氏，小學若許氏，典章若杜氏馬氏，詩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韓氏，所謂曠代命世大才也。躋其書以配經典，誰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頒若彼，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若此。記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竊謂《莊子》以下十一書，宜因私家肄習，特為崇異，立入學官，使列十三經後，以《莊子》次《孟子》，《楚詞》、《文選》、《杜詩》、《韓文》次《毛詩》，《史記》、《漢書》次《尚書》，《通鑒》次《左氏》，《通典》《文獻》、《通考》次《三禮》，《說文》次《爾雅》，各降一等，命曰亞經。俾天下人士，益隆所習，咸馳騖乎通儒。于以廣學甄微，翼贊聖業，非復訁叟聞曲學之私，將樂與海內知言君子，一平其議也。
☆張文虎○書清芬集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