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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公四歲而孤，家貧無資，太夫人以荻畫地，教以書字，多誦古人篇章，使學為詩。及其稍長，而家無書讀，就閭裡士人家借而讀之，或因而抄錄，抄錄未畢，而已能誦其書。以至晝夜忘寢食，惟讀書是務。自幼所作詩賦文字，下筆已如成人。兵部府君閲之，謂韓國太夫人曰：「嫂無以家貧子幼為念，此奇兒也，不惟起家以大吾門，他日必名重當世。」及舉進士時，學者方為四六，號時文，公已獨步其間。天聖七年，補國子監生。是秋取解，明年南省試，皆為第一人，由是名重當世。及景中，在西京，與尹公洙偕為古文。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遂擅天下。四十年間，天下以為模範，一言之出，學者競相傳道，不日之間，流布遠近，外至夷狄，莫不仰服。後進之士，爭為門生，求受教誨。當世皆以為自兩漢後，五六百年，有韓退之；退之之後，又數百年，而公繼出。自李翱、柳宗元之徒，皆不足比。然公之文，備盡眾體，變化開闔，因物命意，各極其工，或過退之。如《醉翁亭記》、《真州東園記》，創意立法，前世未有其體。作《尹公洙志文》，以為尹公文簡而有法，取其意而為之，即得其體。《石先生介墓誌》，不多假事蹟，但述其平生志意所存，與其大節氣概，讀之如見其人。作《集古錄敘》，今王丞相以謂讀之可闢瘧鬼。
先公既奉敕撰《唐書·紀·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紀》，用《春秋》之法，雖司馬遷、班固皆不及也。其于《唐書·禮樂志》，發明禮樂之本，言前世治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皆出前人之所未至。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貶善惡，為法精密，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成，減舊史之半，而事蹟添數倍，文省而事備，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嘉中，今致政侍郎范公等列言于朝，請取以備正史，公辭以未成。熙寧中，有旨取以進禦。〈按《神宗實錄》，熙寧五年八月丁亥，詔潁州令歐陽某家，上某所撰《五代史》。
先公筆札，精勁雄偉，自為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數十字，皆藏以為寶，而未嘗為人書石。
先公平生以獎進賢材為己任，一時賢士大夫雖潛晦不為人知者，知之無不稱譽薦舉，極力而後已。既為當世宗師，凡後進之士，公嘗所稱者，遂為名人。時人皆以得公一言為重，而公推揚誘進不倦，至于有一長者，識與不識皆隨其所長而稱之。至今當世顯貴知名者，公所稱薦為多。今湖州孫正言覺為合肥主簿，未與公相識。郡守怒之，欲捃拾以罪。時胡侍講在太學以屬公，公為作手書與其寮佐，令保全之，遂獲免。福州處士陳烈，素不與公相識。公聞其名，知其行義，屢薦于朝，乞賜召用，朝廷即召烈為國子監直講。
先公嘗言：平生為學所得，惟平心無怨惡為難。故於事未嘗挾私喜怒以為意，雖仇讎之人，嘗出死力擠陷公者，他日遇之，中心蕩然，無纖芥不足之意。嘗曰：「孔子言以直報怨。夫直者，是之為是，非之為非。是非付之至公，則是亦不報也。」
先公初貶滁州，蓋錢明逸輩為之。自外還朝，遇明逸于京師，屢同飲宴，不以為嫌。其後公在中書，明逸罷秦州歸，復用為翰林學士。近日小人蔣之奇妄興大謗，及公移青州，其兄之儀知臨淄縣，為二司所不喜，力欲壞之，亦以托公。公察其實無他，力保全之。
先公平生文章擅天下，未嘗以矜人，而樂成人之美，不掩其所長。詩筆不下梅聖俞，而嘗推之，自謂不及，然識者或謂過之。初奉敕撰《唐書》，專成《紀》、《志》、《表》，而《列傳》則宋公祁所撰。朝廷恐其體不一，詔公看詳，令刪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書成奏禦，舊制惟列官最高者一人，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于傳，功深而日久，豈可掩其名，奪其功？」於是《紀》、《志》、《表》書公名，而《列傳》書宋公。宋丞相庠聞之嘆曰：「自古文人好相凌掩，此事前所未有也！」
先公篤于交友，恤人之孤。梅聖俞家素貧。既卒，公醵于諸公，得錢數百千，置義田以恤其家，且乞錄其子增。尹龍圖洙已卒，公乞錄其子構。孫先生復有《尊王發微》十五卷，有旨進內，未畢而卒。公乞令其家錄進，而推恩其子大年。尹構、孫大年、梅增，皆蒙錄用以官。
天聖初，胥公在漢陽，先公時年二十餘，以所為文謁之。胥公一見奇之曰：「子當有名于天下。」因館于門下，與公偕入京師，及公登第，乃以女妻之。
王文康公知西京，先公為留守推官。一日，當都廳勘事，有一兵士自役所逃歸。文康曰：「勘兵士何謂未斷？」公曰：「合送本處行遣。」文康曰：「似此，某作官處斷過甚多，推官新作官，不須疑。」公曰：「若相公直斷，雖斬亦可，有司則不敢奉行。」一夜，文康夜召，問：「軍人未斷否？」公曰：「未。」文康曰：「幾至誤事。」明日，遂送所屬處。
先公在河南，以文學負當世之名。前後留守，皆名公好賢，莫不傾身禮接。王文康自西京召歸，謂公曰：「今來有例，合舉館職，當奉舉。」遂用王文康公薦，自西京留守推官召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