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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之以藏於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恥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
今之學《詩》也，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為眾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時世論】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係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係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牾。
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つ木》、《螽斯》、《桃夭》、《兔》、《苡》，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В有梅》、《江有汜》、《野有死》，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
《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
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牾矣。
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至于《關雎》、《鵲巢》所述，一太姒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