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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諸儒之論，至于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其惡秦而黜之以為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于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堯傳于舜，舜傳于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為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為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跡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為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為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跡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于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為，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于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跡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為大小之國，眾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為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于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跡可以不疑。
夫晉之為晉與乎周之為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于一，推較其跡，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至于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跡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
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為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為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于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為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于三代，而其為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並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
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為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矣。聖人于《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
曰：是不然也，各于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為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為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才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幹正統乎？
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偽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于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並于大，弱者服于強。其尤強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為偽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
夫梁固不得為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為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跡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