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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間一種最戲劇性的差別，莫過於日軍被俘後竟與盟軍合作。他們頭腦中根本沒有適應這種新環境的準則。他們喪失了名譽，也就喪失了作為日本人的生命。直到戰爭快要結束的前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要求回國，不論戰爭結局如何。有些人要求處決自己，說：「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麼做，那麼我就做一個模範戰俘。」他們比模範戰俘還要好。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極端國家主義者給我們指出彈葯庫的位置，仔細說明日軍兵力的配置，為我軍寫宣傳品，與我軍飛行員同乘轟炸機指點軍事目標。好像他們在生命中翻開了新的一頁，其內容與舊的一頁完全相反，但他們卻表現出同樣的忠誠。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戰俘都是這樣。有少數人頑梗不化。而且，無論如何，必須先提示一些有利條件，才可能有上述行為。有些美軍指揮官很警惕，不敢接受日本人表面上的協助，以至有些戰俘營根本未打算利用日軍戰俘可能提供的服務。但在接受日軍戰俘合作的戰俘營中，原先的懷疑則必須消除而日益代之以對日軍戰俘的信賴。
美國人並沒有預料到戰俘們會做出如此
180度的大轉變，這與我們的信條是格格不入的。但日本人的行為則好像是：擇定一條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敗，就很自然地選擇另一條道路。他們這種行為方式，我們在戰後能否加以考慮利用？或者這只是個別士兵當了俘虜後的特殊行為？恰如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其他行為的特殊性強迫我們思考一樣，它提出了有關整個生活方式（他們被這種生活方式所制約）以及他們各種制度的作用方式、他們所學到的思維和行動習慣等等許多問題。
第三章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