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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到了
1944年
6月，我們對有關我們的敵人——日本的許多疑問急需作出解答。這些疑問，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無論是出自最高決策的要求，還是為了在日軍前線散佈宣傳小冊子的需要，都必須提出真知灼見。在日本發動的總體戰中，我們必須瞭解的，不僅是東京當權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是日本的漫長歷史，也不僅是經濟、軍事上的統計資料。我們必須弄清楚的是，日本政府從他們的人民能夠取得哪些指望？我們必須瞭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後的制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採取行動的那些前提暫且拋在一邊，並且儘可能不輕率地做出結論，說什麼在那種情況下，我們會怎樣做，日本人也會怎樣做。
我所接受的任務是困難的。美國與日本正處在交戰狀態。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這是容易的；但要想知道敵人自己心目中對人生的看法就難得多了。而這個任務又必須完成。問題是日本人將如何行動，而不是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如何行動。我必須努力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為，作為瞭解他們的「正值」即有用的資料來加以利用，而不是作為「負值」即不利條件來看待。我必須觀察他們對戰爭本身的進行方式，並且暫且不看作軍事問題，而看作文化問題。與平時一樣，日本人在戰時的行為也自有其日本特色。他們對待戰爭表現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特徵？他們的領導人激勵土氣、消除國民惶惑，以及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所有這些都顯示了他們自以為可資利用的力量是什麼？我必須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細節，來觀察日本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暴露自己。
但是，我們兩國正在交戰，這一事實難免對我嚴重不利。這意味著我必須放棄實地調查的念頭，而這種調查乃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我無法到日本去，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種種作風，並區分出哪些是關鍵性的，哪些是非關鍵性的。我無法觀察他們作出決定時的複雜過程。我無法觀察他們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約翰·思布里（John Embree）寫的《須惠村》是人類學家實地觀察後寫出的唯一的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專著，很有價值，但我們在
1944年遇到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那本書裡卻還沒有提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