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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剩下的四位中執掌領導權的馬林科夫將史達林的發展軍備和重工業生產的重點轉移到為長期受到忽視的人民大眾提供更多的消費品方面。他通過放寬政府對集體農莊的控制、減少上交定額和增加農產品灼報酬來鼓勵農民。在對外事務方面;馬林科夫準許衛星國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甚至還對西方列強作出願意友好的表示。他在向最高蘇維埃發表的就職演說中宣佈:「沒有一個有爭議的、未決的問題是不能通過和平手段來加以解決的。
這就是我們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態度。」
這一對內對外的緩和計劃根本不能為好戰、正統的史達林主義者所接受。他們聯合各種力量,設法使馬林科夫于
1955年
2月下台。在經歷接踵而來的權力鬥爭之後,軍方最初居于支配地位。布爾加寧元帥成為部長會議主席,柏林的征服者、曾被史達林解職的末可夫元帥出任國防部長。
工作的重點重新回到了發展軍備和重工業上,
1955年
5月中旬,各衛星國首次被聚合在一起與蘇聯結成正式的軍事聯盟。該聯盟稱為華沙條約組織,它實質上是蘇聯及其衛星國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尤其是對當時正在重整軍備的西德作出的反應。"
占優勢的蘇聯軍方不久就讓位於逐漸獲得政權的傑出政治家赫魯曉夫。他利用他在共產黨隊伍中的權力基礎,排擠掉了他的一個又一個同事。到
1958年
3月時,他已接替布爾加寧出任部長會議主席,這樣,他不但成為黨的領袖,而且成為政府的首腦。這標志著「集體領導」這一過渡時期的結束;赫魯曉夫這時成為史達林的無可爭議的接班人。
早在兩年前,即
1956年
2月
25日,赫魯曉夫就已投過一顆震動整個共產黨世界的炸彈。他在對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嚴厲指責已故史達林的極度自負和惡劣透頂的背信行為及恐怖行徑。據說,他當時不時流淚,將這位前獨裁者描述為「有着病態疑心、極不信任他人的傢伙」,認為他應對官方屠殺「數千名城實、無辜的共產黨人」的做法負責。在發表這篇驚人的長達
4小時的抨擊演說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還攻擊史達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產黨歷史,甚至批評他的戰爭行為,指控這種行為導致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沖昏了頭腦,泄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史達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寧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新的意識形態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由。
以往一向被史達林的親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國共產黨經歷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態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自由的」、具有民族主義精神的共產黨領導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里姆林宮的黨魁。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係。
大約早
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里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裡,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黨要獨立,並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後,他繼續這樣做,並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
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一直獃在自己的國家裡,並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於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史達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裡雅斯特的強烈要求,並把這種不支持歸因于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產黨的力量。鐵托宣佈:「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
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干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
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於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後,
1948年
6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憤怒地宣佈,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
但是,由於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
1949年底,東歐流行着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史達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于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着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于局部地區,正等待着有機會衝出來。
1956年,它的確衝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着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