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對偉大而又神秘的中國仍抱有希望；眾所周知，中國是不信伊斯蘭教的。卡皮尼和魯伯魯克都沒到過中國，但他們聽說，只需
20天便可以從哈拉和林到達中國，而且，這是一個無比富饒的國家。
1264年，當忽必烈遷都大都
也叫汗八里，即「大汗之城」，今北京時，歐洲人首次進入中國。最早來中國的是兩位威尼斯商人：尼科拉·波羅和馬費奧·波羅。
忽必烈給他們以熱烈歡迎，向他們詢問了有關歐洲的情況，並讓他們轉信給教皇。在這些信中，忽必烈請求，為他的朝廷派
100名傳教士，向他的人民傳教，並同其他宗教代表辯論。
就提出這一要求而言，說忽必烈被基督教的熱情所激發，是難以令人置信的。他很可能是要為他的官僚機構收羅人材，因為他剛剛征服中國，不敢冒險在上層機構中起用太多的中國人。實際上他確僱用了大批外國人任職。為了維護他的權力，他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間的勢力平衡。
不論忽必烈請求派教士的動機如何，羅馬教室只派遣了兩名多明我會修道大但因路上動亂不定，他們只到達小亞細亞使返了回去。
1259年，教皇尼古拉四世派約翰·孟德高維諾前往蒙古朝廷；他是一位在地中海東部沿岸諸穆斯林國家工作了
14年的、富有經驗的傳教士。約翰修士走海路從波斯灣到印度，穿過馬六甲海峽，前往坎富
廣州，再從廣州走陸路到達大都
北京。他被允許留在首都說教，結果，在
1292年到達大都後的六年中，他修建了一座帶鐘樓的教堂，擁有一支
150個男孩的唱詩隊，他們唱的格列高利聖歌皇帝非常愛聽。羅馬教皇得知這一成功後，又派出了一些傳教士，使約翰修土能前在坎富，從事另一傳教活動。
到
1328年修士去世時，已在中國大地爭取到幾千名皈依者。
這一進展的取得，主要由於蒙古統治者的積極態度。他們深思熟慮，鼓勵所有外國宗教，無論是伊斯蘭教、佛教，還是基督教，與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教相抗衡。因此，基督教傳教士從皇帝的金庫裡獲得大筆津貼，從而建立了一座帶有「高級教土房間」的修道院。然而，外國教徒意外的彙集中國只是短暫的，因為它完全依賴于可汗的支持。
但是，正如馬可·波羅所說的那樣：「所有中國人都憎恨大汗的統治，因為…他將所有權力交給韃靼人，薩拉森人或基督教徒。這些人依附於他的王室，為他服務，是中國的外國人。」因此，
1368年，當蒙古人被趕出中國時，受他們保護的所有外國人，也一起彼趕了出去，其中包括天主教傳教團。
16世紀，達·伽馬的航行，開闢了一條直接連接歐亞大陸兩端的海上航線，為耶穌會的到達鋪平了道路，直到這時，天主教才又在中國獲得了一席立足之地。
五、擴展中的視界
儘管歐洲人未能爭取蒙古人為盟友，未能使他們信奉同一宗教，但蒙古統治下的和平，極大地開闊了他們的眼界，使他們對歐亞大陸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這種認識與中世紀早期的認識完全不同；當時，漢帝國和羅馬帝國的崩潰，隔斷了古典時期歐亞大陸間的聯繫。教區制度開始形成，而在西方，成功的基督教的信條又着重強調了這一制度。《聖經》成為地理知識的主要來源，於是，耶路撒冷被認為是大地的中心，而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和恆河則被認為是發源於同一源頭伊甸園。
七、八世紀，伊斯蘭教的擴張，築起了一道橫穿北非和中東的有害屏障，進一步縮小了歐洲人的視野。直到
12世紀，十字軍帶著種種傳說，從地中海東部沿岸諸國返回西方時，才使歐洲人重新得到有關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資料。儘管地中海那時仍是世界的中樞，但他們對東面和南面地區的瞭解卻非常貧乏。
蒙古統治下的和平帶來了偉大的突破，它使人們的視野從地中海轉向歐亞大陸，正如後來的哥倫布和達·伽馬使人們的視野相應地從歐亞大陸轉向全球一樣。商人、傳教士和戰俘的旅行告訴人們，在遠東有一個大帝國，它的人口、財富和文明程度，不僅等於，而且超過了歐洲。另一方面，東方這時也開始瞭解西方。馬可·波羅既使西方知道了中國，又讓中國和中東瞭解了西方。
眾所周知，在此期間，莫斯科、大不裡士和諾夫哥羅德都有中國僑商局地；在美索不達米亞，中國技師受僱從事水利工程建設。有資料記載，中國官僚曾陪同成吉思汗出征視察。從歐亞大陸的一端旅行到另一端。此外，生於北京的聶斯脫利斯教徒拉本·巴爾·索瑪，
12788年曾旅行到伊兒汗國朝廷巴格達，被蒙古人從那裡派往歐洲，尋求基督教的援助，反對伊斯蘭教。
他于
1287年出發，去過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新、羅馬、巴黎和倫敦，途中會見了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愛德華一世。中世紀時期，遊歷範圍最廣的旅行家是穆斯林伊本·撥圖塔
13O4-1378年。他從自己的家鄉摩洛哥出發，去麥加朝聖然後，繼續旅行，取道撒馬爾罕前往印度，作為法官和使者從印度派往中國。回到摩洛哥後，他又繼續向北旅行，到達西班牙，隨後南下，進入非洲內地，到達廷巴克圖。
當他最後返回摩洛哥定居時，至少旅行了
750O
0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