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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到來也使政治關係發生了劇烈的變化。過去，新石器時代的村民們無論就其內部或外部，受到的種種限制都是發展不完全所引起的。但現在，部落首領和年長者已為國王或皇帝和遍佈各地的官吏——如宮廷大臣、省或地區的官員、法官、無_-_名*小說-*網-W M T X T.C O M整*理*提*供辦事員和會計等——所取代。和帝國政府緊密勾結的是祭司集團，祭司集團也是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徵。
從前的巫師只是「業餘的宗教職業者」，而現在替代巫師的祭司則成了「專職的宗教職業者」。這就使官方神學的產生和祭司集團的形成成為可能。神學和祭司集團都是為加強世俗秩序服務的。它們賦予政治制度和領袖以神的制裁力和神的種種屬性。
美索不達米亞的艾沙庫
ishakku被認為是城市之神的副攝政，而埃及的法老則被尊為「活神」。神權和世俗權力相結合，強有力地維護了社會現狀；因為很少有人敢冒着今世的迅即處罰和來世的永久懲罰的風險而圖謀不軌。
至于文化方面，由文明引起的變革也是根本而持久的。過去，新石器時代村社的文化一向是自發而單一的。所有的村民都有着同樣的知識、共同的習俗、一致的看法，所保持的生活方式也不由外界決定。但是，隨着文明的到來，出現了一個更加複雜的新社會。
除村社農民的傳統文化外，現在又有了種種新文化，即：書吏的文化——書吏通曉神秘的書寫藝術，祭司的文化——祭司知道天國的秘密，藝術家的文化——藝術家懂得怎樣繪畫和雕刻，商人的文化——商人與在沙漠和大海以外的所有地區交易貨物。因而，文化不再象過去那樣是單一的。被稱為「高雅」和「低俗」的兩種文化開始發展起來。高雅文化見于城裡的學校、寺廟和宮廷；低俗文化見于各村莊。
高雅文化由哲學家、神學家和學者用文字傳世，而低俗文化則在目不識丁的農民中以口語相傳。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區別，通常被忽略，因為我們信賴書面資料；書面資料自然只強調各種高雅文化的存在及它們各自的特點，而對各文明中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同時並存這一同樣重要的事實，則往往略而不提。為了充分瞭解人類自文明以來的經歷，不僅須將各文明綜合起來考察，而且還得一個個分別加以考察。用人類學者羅伯特·雷德菲爾德的話來說，必須「從村後溜進村子。」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到處都會發現：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成員已為農民所取代；而文明世界各地區的農民在許多基本方面，自蘇美爾時代迄今，又是完全相同的。
雖然他們的膚色也許是黃的、白的或褐色的，種植的農作物也許是稻、小麥或玉米，但是無論哪裡都如歷史學家奧斯卡·漢德林所指出的，「農民們保持着穩定的一致性。」
各地區的農民都掌握了大量的與農業有關的實際知識，即關於天氣、植物種植、動物飼養、燃燒方法和發酵工藝等方面的知識。各地區的農民也都把從事艱巨的勞動看作是最好的美德，瞧不起那些身體虛弱、極易疲勞的城裡人。他們都渴望能擁有一小塊土地、幾頭牲畜、幾樣簡單的種田、做工的工具，因為這意味着獨立和安全為了獲得獨立和安全，所有的農民都頑強地抵制外來的干涉，不管這種干涉來自地主，還是來自當代的集體。不過，村落裡的公共生活和公共關係正好與農民這種「強烈的個人主義」相抵消。
好的鄰居總是樂於同情和幫助那些需要同情和幫助的人，總是樂於參加造房子、生火、慶祝豐收節日和其他社會活動。
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之間的關係通常是矛盾和緊張的。一方面，農民們有一種優越感，認為比較起城市生活和城裡的各種職業，農村生活和農業勞動更合乎道德：另一方面，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又都受城市的支配。從城裡來的地主、稅吏、祭司和士兵，傲慢自大、武斷專橫，讓人一眼就能分辨出誰是統治者，誰是被統治者。農民們將艱巨的勞動理想化了，而顯貴們則把艱巨的勞動看作是最卑賤的，只適合于一無所能的平民百姓。
雖然顯貴們是靠剝削農民才過上優裕的生活，但他們卻把這說成是由於他們智力出眾、品德高尚的緣故。幾千年來，這種看法不可避免地在歐亞農民的頭腦中深深地紮下了根，使他們變得卑屈、順從。而那些不甘屈從的農民，總是立即在肉體上遭到士兵們的打擊，在心靈上受到祭司們的傷害。這一切給人留下的傷痕從下面這段報道中可清楚地看出來。
這段報道描述了在荷蘭官吏面前，當代的印度尼西亞農民打躬作揖，而巴布亞部落民卻直挺挺地站着。
一名荷蘭官員走進新幾內亞的一個辦事處。辦事處的桌子跟前，坐著一個仍在替荷蘭辦事的印度尼西亞官員和巴布亞人的兩個村長。那個印度尼西亞人一見荷蘭官員，忙起身，一動不動地站着；那兩個巴布亞人卻抬起頭，微笑着，依舊坐在那裡。
一天晚上，約九點光景，一名荷蘭官員走進骯髒的政府旅館的酒吧間，向那裡的巴布亞招待員要一杯啤酒。過了五分鐘，招待員把啤酒端來了，並不客氣地看了看手錶，問那個荷蘭人打算待多久。
一艘荷蘭驅逐艦駛入新幾內亞南部的一個海港。當地的荷蘭官員尋思，借這機會，讓那些仍保持獵取人頭的習俗的叢林人見識一下真正的武器倒不錯。
叢林人經過艱苦跋涉，來到船邊，其中有一人發表意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