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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還經常去看重要的賽馬，據這篇報道說，儘管那天的比賽是在德比舉行的他們也去了。我相信這番記述，「下起了大雨，使國王和王后吃了一驚。」更令人心碎的還是這樣的消息：「據稱，在意大利那些迫害活動不是針對教會的，然而它們被用來反對教會的某些最敏感的機構。據稱，它們並不反對教皇，只反對教皇的心臟和眼睛。」
我得走遍全世界才找得到這樣一個舒服、適意的職位，這几乎難以置信。在美國，人們往你屁股底下塞爆竹來給你打氣，當時我怎麼能預料到自己這種氣質的人的最理想職位竟是去尋找拼寫錯誤？在那邊你一心只想著有朝一日要當美國總統，可能每個人都是做總統的材料。這兒卻不同了，這兒每個人都只能是一個零蛋，如果你成了名人也是出於僥倖，是一個奇蹟。在這兒你能離開你出生的村莊的可能性只有千分之一，你的腿被槍打斷或眼珠被打出來的機會卻是一千比一。
除非發生奇跡你才會成為將軍或海軍少將。
可正是因為機緣對你不利，正因為沒有多大希望，這兒的生活才可愛。過一天算一天。沒有昨天，也沒有明天，晴雨表永遠不變，旗子始終半升半降。你在胳膊上系一塊黑紗，在紐扣孔裡別一段絲帶。
如果你有幸買得起，還可以替自己買一副特輕人造假肢，最好是鋁的，它不妨礙你喝開胃酒、上動物園去看動物或是同時刻準備撲向一塊新鮮的臭肉、沿著林蔭道飛來飛去的兀鷹嘻戲。時光在流逝。如果你不是本地人而且一應證件都全，你盡可以接觸傳染源而不必擔心感染。如果有可能，弄一份校對員的工作更好。
這樣，一切都妥了。就是說，假如你凌晨三點往家走時碰巧被騎自行車的警察攔住，你可以朝他們嘛僻啪啪地撚手指。早上市場上最忙亂時你可以買比利時鷄蛋，五十生丁一隻。校對員通常不睡到中午不起床，甚至更晚。
挑一家緊挨着電影院的旅館就好了，因為你若容易睡過頭，日場電影的開映鈴聲會喚醒你。如果找不到一家緊挨電影院的旅館，挑一家靠近墓地的也行，結果也是一樣的。要緊的是，永遠別泄氣。永遠別泄氣。
這也是我每天晚上試圖向卡爾和范諾登耳朵裡灌輸的，這是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不過用不着泄氣。我彷彿皈依了一種新的宗教，彷彿每天夜裡都向聖母瑪麗亞做一次一年一度、連續九夭的祈禱。我想象不出如果自己當了報紙的編輯或美國總統又能得到什麼好處，我處在一條死衚衕裡，這兒既自在又舒服。手裡拿着一份報，我聽著身邊的樂聲、嗡嗡的人說話聲、排字機的叮噹聲，像是有一千隻銀手鍋在通過衣物絞乾機。
不時有一隻老鼠從我們腳下跑過，一隻蟑螂從我們面前的牆上爬下來，細嫩的腿靈巧地小心移動着。白天的事件從你鼻子底下滑過，輕輕地、不引人注目，你不時地會遇到一個署名使你想到一隻人手、一種自我主義以及這人的虛榮心。它們安詳地滑過去，像送葬隊列走進公墓大門時那樣。用作抄寫的桌子底下鋪了厚厚的一層紙，一踩上去有點像踏在有一層軟毛的地毯上。
范諾登桌下到處灑着褐色的湯汁。十一點左右賣花生的小販來了，他是一個智力有缺陷的美國人，他對自己的命運也挺滿意。
我不時收到莫娜的電報說她將坐下一條船來，上面總是說，「信隨後就要。」這種情況延續了九個月，可我從來沒有從乘船來的旅客名單上看到她的名字，僕人也從未用銀盤子托着一封信拿給我，我也就再不指望發生這種事情了。如果她真的來了，她可以在樓下找我，就在廁所後面。也許她會立即告訴我這裡不衛生，一個美國女人對歐洲的第
1觀感便是不衛生。
如果沒有現代化抽水馬桶她們就無法想象這兒是一個天堂；如果發現一隻臭蟲她們就要馬上給商會寫信。我怎麼啟齒向她解釋我在這兒很滿意？她一定會說我已經墮落了，她這一套我很清楚，她想找一間帶花園的工作室，當然還得有浴盆。她要窮得浪漫，我瞭解她。不過這一回我都替她預備好了。
有些天太陽出來了，我走下那條被人來回踏了許多遍的小徑，一邊如饑似渴地思唸著她。儘管這種嚴酷的生活也令人滿意，我仍不時會渴望過另一種方式的生活，會臆想如果身邊有個年輕活潑的女人將會發生什麼變化。麻煩的是我几乎已不記得她的模樣了，也記不得摟着她時是什麼感覺。過去的一切似乎都己沉入大海，我還有記憶力，不過眼前的形象已失去生氣，它們好像死去了、散亂了，像插在泥沼上久經歲月侵蝕的木乃伊。
若試圖回憶我在紐約的生活，我想起的只是幾個支離破碎的片斷，這些片斷極可怕，上面還蒙着銅銹。我的整個生命似乎已在某個地方終止了，可是我說不上確切在哪兒。我己不再是美國人、紐約人，更不是歐洲人、巴黎人。我不忠於什麼人，沒有責任、沒有仇恨、沒有憂慮、沒有偏見、沒有激情。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對什麼，我是中立的。
在我們三個人夜裡回家的路上，一陣噁心過後我們常常開始談論一些事情的狀況，那種熱心勁兒只有不積極參與生活的人才表現得出。有時我爬上床時感到奇怪的是這種熱情的產生只是為了消磨時光，為了打發從辦公室徒步走到蒙帕納斯所需的這四十五分鐘。也許我們有改進這個或那個的最機智、最實際的主意，可是卻沒有把這些主意拉到需要它們的地點去。更奇怪的是主意與生存之間毫無關係並不使我們痛苦或不快，我們已經十分適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