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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我拖着疲憊的步子去美國捷運公司，每天早上都從辦事員那兒得到那個不可避免的答覆。於是我像臭蟲一樣東跑西顛，時不時地撿幾個香煙屁股，有時偷偷地撿，有時又腆着臉公開撿。有時我坐在長椅上勒緊褲腰帶止住饑餓的折磨，有時穿過杜伊勒利花園，邊望着那粗笨的塑像邊勃起一回。或是夜間沿著塞納河漫步，這兒逛逛，那兒逛逛，力它的美姿發狂——兩岸的樹木，水中破碎的倒影，橋上該死的燈泡照耀下湍急的水流，女人們睡在門廊裡，睡在報紙上，睡在雨裡，到處都有散髮着一股霉味的大教堂門廊，到處都有乞丐、虱子和充斥着聖維德斯舞會的醜八怪女人。
在小巷裡，手推車像酒桶一樣堆放在一起，市場上瀰漫著草莓的氣味，老教堂四周都種着菜。閃爍着藍色的弧光，貧民區堆滿了垃圾，很滑，腳穿緞子舞鞋的女人們痛飲了一夜後在這些污物和害蟲上跌跌撞撞地走過去。
還有聖緒爾比斯廣場，又寧靜又空曠，每天夜裡臨近午夜時分便有一個拎着一把散了架的雨散戴着古怪面紗的女人到那兒去。每天夜裡她都撐着傘睡在一條長椅上，傘骨已掉下來，她的衣服已變成綠色的，她的手指又細又瘦，身上散髮出一種霉爛的味道。到了早晨，我本人便要坐在那兒，在陽光下安安靜靜睡一覺，一面還要詛咒那些該死的鴿子，它們到處覓麵包渣吃。聖緒爾比斯啊！那碩大的鐘樓、貼在門上的花花綠綠的廣告，以及樓內點燃的蠟燭。
這便是阿納托爾·法朗士如此熱愛過的聖緒爾比斯。在這兒，神壇上傳來嗡嗡的祈禱聲，噴泉中水花四濺，鴿子在咕咕叫，麵包屑一眨眼工夫便不見了，而我饑腸轆轆的肚子裡卻發出了單調的隆隆聲。我在這兒一天又一天地坐下去，想著傑曼和她在巴士底廣場附近住過的那條臟兮兮的小街，而神壇後面仍不斷傳來嗡嗡的祈禱聲，公共汽車呼嘯着從身邊駛過。太陽曬化柏油，柏油又對我和傑曼產生了影響，對柏油本身和鐘樓裡的整個巴黎也產生了效力。
僅僅一年前我和莫娜每夜都沿著波拿巴街散步，那是在我們告別博羅夫斯基之後。當時聖緒爾比斯廣場對我並不意味着什麼，巴黎的景物對我都不意味着什麼。我說話說累了，看人臉孔看煩了，逛大教堂、廣場和動物園等地方也逛膩味了。在紅色的臥室裡找本書看吧，籐椅坐著不舒服。
我整天坐著坐膩了，紅色的壁紙叫人厭倦，看著這麼多人沒完沒了地胡扯更叫人心煩。這問臥室和箱子總是打開的，莫娜的衣服雜亂無章地四處丟着。我的套鞋和手杖都在紅臥室裡，還有從未動過的筆記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巴黎！巴黎意味着塞萊特咖啡館、大教堂、多姆大飯店、跳蚤市嘗美國捷運公司。
巴黎！巴黎意味着博羅夫斯基的手杖、博羅夫斯基的帽子、博羅夫斯基的樹膠水彩畫、博羅夫斯基的史前魚和史前笑話。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仍記憶猶新的只有一夜——啟程乘船去美國前的那一夜。
那是一個難得的夜晚，博羅夫斯基有點兒醉了，他還有點兒討厭我，因為我跟那兒的每一個婊子跳舞。不過我們早晨就要走了！我就是這樣對我摟住的每一個女人說的——早晨就走！我就是這樣對那個有雙瑪瑙色眼睛的金髮女郎說的。到了衛生間裡，我站在小便器前，下面勃起得很厲害，它顯得既輕又重，像一隻插上翅膀的槍彈。我就這樣站在那兒時，兩個女人溜進來了——美國女人。
我雙手握著陰莖，友好地同她們打招呼。她們朝我擠擠眼便走過去了。我正在走廊裡系褲扣，便看到其中一個女人在等她朋友從廁所裡出來。還在奏樂，也許莫娜會出來找我，或是博羅夫斯基拄着他的金柄手杖來，可我現在在這女人的懷抱中，她摟着我，我便不在乎誰會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倆慢慢蠕動着鑽進一個小房間，我讓她手扶着牆彎腰俯在那兒。我試着把那東西插進去，可是不成功，於是我們又坐下試了一回，可還是不成功，無論怎樣試都不行。她自始至終握著我的陰莖，活像握著一件救命的寶貝一樣。可是沒用，我們太興奮、太急切了。
還在奏樂，於是我倆又從小屋裡匆匆出來回到走廊裡。在廁所裡我把精液全射在她的漂亮衣服上，為此她很生氣。我搖搖晃晃回到桌旁，博羅夫斯基臉上紅撲撲的，莫娜則責難地望着我。博羅夫斯基說，「咱們明天都去布魯塞爾。」
大家都同意了，回到旅館後我吐得到處都是，床上、臉盆裡、衣物上、套鞋和手杖上，從未動過的筆記本和冷落在一旁的手稿上也吐上了。
幾個月後，還是在同一座旅館的同一個房間裡，我們望着窗外院子裡的景物，自行車都放在那兒。樓上，閣樓底下有間小屋子，某位叫亞歷克的活潑小伙子整天在放留聲機，還扯着嗓門反覆唱些美妙的歌兒。我說「我們」，可我這是把事情提前敘述了。莫娜一直不在，今天我就要去聖拉扎爾車站接她呢，臨近傍晚，我把臉擠進兩條柵欄之間站着等，可是沒見莫娜，我又看了一遍電報也沒能看出什麼溪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