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結尾是這樣的：「據說，絹子明天入院。絹子脊背上長達
30年的玻璃片，這回總要拿出幾個來吧。無影燈光中拿出來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著什麼光彩呢。」
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這在作品中已有伏綫的敘述，從而成為讀者共有的知識。"‘人的身體可真出好東西啊！’大木這樣說。因為據說四、五年前就從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塊玻璃。醫生割開皮肉取了出來，原來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結結實實的一個疙瘩。
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圓圓的，包得像顆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進入人體的玻璃片包起來，經過人的肉體勞動，如果說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體組織從這類近乎殘酷之處更新生長，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發展下去，如此想法，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歸根結底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長崎挨原子彈轟炸之後，立刻把雙親的遺骨收進罐裡，自己身上一直帶著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
30年後才動手術，想繼續工作下去的女教師相聯。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這
30年過程之中，非哀的資產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為這才是文學的力量。
而且不僅如此。自己就在那個地方，所以才飽嘗了那裡的悲慘，憑這兩句話就足以給對方強烈的衝擊，因為這是人的呼聲。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長崎原子彈慘禍的明確證言，同時也是今天核狀況之下，我們是否能活着走向未來而發出的表明這一希望的聲明。它是至關重要的聲明。
由單個傳達于全人類，渴望更生的這一聲明之中，我們能聽到全人類正在走向毀滅，以及不願開倒車的甚囂塵上的不協和音。
今年
5月，和幾位有代表性的法國文化人談過一次話。其中有哲學家傑克·德利達·埃特格爾·莫蘭，作家有參加過國際筆會的阿蘭·羅布·格里葉。和美國作家們談的一樣，我如果是發表對方所寫的文章的人，和他們直接的對話是：我不把他們的文章引用於我的文章之中。因為我想到，他們各有獨自的文體，如果引用得不夠恰當，就不能很好地表現他們的思想，甚至妨礙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
但是，因為和他們直接談話，在這個光源的映照之下發現新的側面，再回到他們的著作上來予以重新審視，這倒是常有的事。從這個角度重新介紹他們的工作也往往有之。這首先是我必須重新閲讀他們的原作的良好契機，也是難得的機會。和德利達他們起居與共地談了
3天的話，是在舉行日法文化最高級會議時進行的。
和國際筆會一樣，因為已出版正式記錄，所以詳細情況就請參照它了。這裡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談的有關課題概略地談一談，是因為對於現在的密特朗社會黨政權給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國文化人們，對核狀況的認識和對保有核武器的態度的某種一貫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會議上自己的發言中，聯繫日本效法西歐力求現代化的歷史，把廣島、長崎的經驗作為主題之一。與此相對應，法國與會者們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況為主的發言，因為從現在歐洲的核狀況的緊迫性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謝。特別是站在個人立場以核狀況為中心的發言，會議主席團為了進行非公開性總結的討論，從東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車
座位能夠轉動，而且車裡通道也寬敞，談話非常方便的汽車
裡也展開了親切而深入的討論。
德利達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別是被介紹到我國的情況，給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會議上答覆聽眾的質疑時，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態，俯就對方的語言和論理的水平，然後又提到比自他兩方都高的論點
比如就語言來說，把「脫離構築」一詞提高到能夠活用的地步
加以闡述，我對於此人的印象是極好的。他以沉鬱的表情和我談了他讀了我給《Atomicaftermath》寫的序文之後，參加在康奈爾大學召開的「對核的批判」座談會的大致情況。我認為，一方是以最近美國電視片《事情發生的第
2天》引發的、群眾大規模的核討論，十分熱烈；一方是敏鋭的學院派頭頭腦腦們，以他們的方法來思考核問題上，同樣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開頭
第1章 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話再一次寫在這裡，那就是對於德利達自身來說，包括法國保有核武器在內的核課題也是「此項待續」，也就是還有不少。
至于埃特格爾·莫蘭，我從他的《加里福尼亞日記》上讀到他和製造出小兒麻痹疫苗，把世界兒童從恐懼與痛苦中解救出來的索克博士的對話，特別是索克想起中國人的危機一詞是把危險與機會兩項包括在一起的語言，從這裡開始，主要是莫蘭為主的長篇談話。
莫蘭說明的是，構成法國政府擁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國人對蘇聯的看法。假如法國國土遭到蘇俄坦克的蹂躪
他說，日本是周圍環海的國家，與法國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敘說了電影腳本美蘇之間開始了核戰爭，這時候在成為國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參加了戰爭
時，法國進行報復，用它擁有的核彈可以毀滅蘇俄兩三個城市。但如果升級為全面核戰爭，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毀滅蘇聯勢力範圍內的所有城市，所以，全體民眾對核武器的信賴是幻想，但是，儘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
莫蘭說這些話時懷着深沉的憂鬱和麵帶苦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