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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雖然被這種神經衰弱所苦惱，但為什麼不做人工流產而讓嬰兒出生呢？在這個問題上，我被這些作為原子彈受害者的年輕母親的勇敢所感動。當然，還有由於原子彈爆炸的傷害而不能生育導致分手的，這樣的例子並不少見。我想這也應該追記。我常暗自思忖：那些年輕的妻子們還在嗎？她們被迫暗中勇敢地與神經衰弱作着頑強的鬥爭。
還有暗傳着、極其隱蔽地暗傳着的一則傳聞。有一位姑娘，偶然發現她的病歷上寫着「骨髓性白血病」，她因而自縊。我每次聽到這種談論時，就為我們的國家不篤信基督教而慶幸。這位不幸的姑娘之所以走上自殺的道路，正是這種罪孽迫使的吧。
我覺得這几乎是她唯一的自救的途徑。倖存下來的我們，誰也不能對她的自殺加以道德的非難。我們只是具有以貧乏的心態揣度至今仍未自殺的人們的自由。這雖是個人的反省，作為一個日本人的我，如果得了癌症，我也不會有什麼罪孽感或下地獄的不安，也有可能成為一個自縊而死的典型。
至少，我是否具有能夠制止別人的自殺的資格這點，我不能不經常懷疑。我簡直要被瘋狂得疲憊的黴菌吞噬掉。而且像這樣的我，在廣島仍未自殺的人們面前，我發現他們根深蒂固地具有徹底的人類的道德感，於是我的勇氣便恢復了。根本不必考慮，在這個核武器的時代（在
1964年
9月第
3周的報紙上我寫的一條政治醜聞，赫魯曉夫宣稱擁有「滅絶人類的恐怖手段」，聳人聽聞地掀起了一場軒然大波。
幾天後，又寫了《可怕的新式武器》，它被訂正為複數形式的新式武器的說法。不管這兩種說法之間，差別是多麼大，結果兩者都使我無法擺脫武器仍是主宰我們時代的神靈的印象。）儘管如此，仍未自殺的人們的道德，難道不應當是我們所有的人的普遍的道德嗎？
還有一位自殺者，他是廣島市郊的慈善機構的老人。他留下原子彈受害者手冊，在瀨戶內海從輪渡上投海自殺了。不必指出原子病的任何癥狀，至少在客觀上，老人是沒有受到原子輻射傷害的。可是，由原子彈爆炸而引起的毒害確實已經蔓延到老人的內心深處了。
他處于應稱之為原子病神經官能症的精神狀態。而且，在廣島度過孤獨的晚年的人們，把患原子病神經官能症視為異常。那種健康的正常的狀態在我身上是不存在的。
幾年前的原子彈爆炸紀念日期間，《中國新聞》上刊發了特輯《廣島的證詞》，報道一位老人陷入了比自殺更為不幸的深淵。當新聞記者去訪問這位老人時，他已是
87歲高齡了。
3年前，他的孫子因患原子病而死，老人因此發瘋，直到如今。年輕人父母雙亡，是老人獨自把他拉扯大的。
年輕人上了東京的大學，由於經濟困窘而中途退學，回到了廣島。不久，就在原子病醫院裡被折磨死了。老人再也不用往東京給孫子匯款了。年輕人不得不找個事做，然而他的身體再也幹不下去了。
回到廣島以後，他總是疲憊不堪，就只能躺着。隨後年輕人感到視力衰退，醫生發現他不僅眼睛，而且腎臟也受到損害，白血球也在減少。不久，年輕人因眼底出血而失明，一個月以後，據報載，他開始吐血，一直哭着叫着，折騰着，接着又突然安靜下來。他說他「太寂寞了，太寂寞了！」隨後就「啊——啊
」地抽抽嗒嗒地哭了三遍，於是就停止了呼吸。
這樣的死，是多麼殘酷啊！
在年輕人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老人獃獃地坐在佛壇前沉默不語，就這樣度日。後來又突然對死去的孫子嘮叨開了，就再也不肯沉默下去了。「你說，你連十元錢都沒有。那時你想，你該多麼可憐呀，隆兒！」老人就這樣回憶着年輕人的景況。
他說的話總是與金錢有關，都是因窮困而十分悲慘的回憶。「你說你要賣自行車，爺爺也不生氣，說賣就賣了，隆兒，諒是為了那個錢，該是多麼可憐呀！」死去的年輕人，對老人來說，到他自己辭世為止
而且對發瘋的老人來說，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了因窮困而引起的悲慘的回憶一直讓老人感到憂傷。大概這位老人的內心裡，那種持續不斷的悔恨，根本無法排除，終於真的走向可憐的絶路的吧。在他很單純的意識當中，他總覺得性格內向的年輕人，在死亡的黯淡的曠野裡佇立着，把無法賣掉的自行車放在一旁，依然連十元錢都拿不起，使人感到他的性格很內向。
而他自己則是一位禁止年輕人賣自行車，老是在那裡蠻不講理地大發雷霆的倔老人。
老人對新聞記者這樣說過：「隆兒嘛，怎麼死在我前頭了？爺爺來了呀！這不是幻覺呀！事到如今，遭受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呢！東條要早點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的呀！隆兒的死就是那麼回事。給爺爺打來電話，就說現在連十元錢也沒有了，而且從房檐上滑倒了……。」新聞記者已經跟不上老人講話的思路，老人又回到了他與死去的年輕人的對話的情境中去：「當你說要賣自行車時……」
看見了外人——新聞記者，發瘋的老人的意識又轉向現實世界。儘管時間極短，而老人的言談方式，他在眾人面前，表述自己志向的演說家的風格引起了我的關注。老人在戰爭期間，曾經是糧秣廠的工長。老人一生始終沒有向別人講述自己志向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