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抬起頭。果然不錯,先前在窗外飛來飛去的不知名的鳥,原來是酒紅色的柞樹的落葉。它們一旦飛離開來,先是平緩地在空中飄蕩,然後就落到樹旁醫院的草坪上,撒上點點橙色的星星。
「窗縫膩好了嗎?」解剖室主任問。
「沒有。」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邊說邊寫。
「怎麼回事?已經到時候了。」
專心在寫的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沒有回答。
「唉,塔拉修克不在。」解剖室主任接着又說。「那真是個難得的人。能夠修鞋,還會修鐘錶。
什麼都能幹,世上沒有辦不到的事。是該膩窗戶啦,該自己動手了。」
「沒有油灰。」
「您可以自己配。這是配方。」解剖室主任接着就講起了怎樣用油灰和白努粉調製膩子。「看來,我打擾您了。」
他於是走到另一扇窗前去擺弄自己的那些瓶瓶罐罐和藥劑。天色逐漸暗下去。過了一會兒他又說:
「您會把眼睛看壞的。光線太暗,可是還不給電。回家吧。」
「再幹一會兒,二十分鐘。」
「他的妻子就在醫院裡當衛生員。」
「誰的?」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不知道他本人現在在什麼地方。這人到處找營生。夏天曾經見到過兩次,也到醫院裡來過。如今可能是在哪個鄉下安排新的生活。
他就是您經常在城裡的林陰路和火車上看到的布爾什維克派士兵當中的那種人。您不想聽個究竟嗎?比如說這個塔拉修克?那就聽聽吧。這人是個多面手,幹什麼都不會出紙漏。只要他一着手,事情就順當。
戰爭時期他也是這樣。對於打仗,他也像對待一種手藝那樣用心。結果成了一名出色的射手。無論是在塹壕裡還是在哨位上,眼光的鋭利和手上的功夫都叭叭叫。
他得的所有的獎章都不是因為勇猛,而是由於戰鬥中準確無誤地執行任務。您看,就是這麼個人物。任何事情都能激起他的滿腔熱情,對打仗也有感情。他看出武器的力量對他很有吸引力。
自己也想成為一股力量。人一旦武裝起來,就不同凡響。要是在過去,弓箭手往往就會變成綠林好漢。現在要想從他手裡奪掉武器,您試試看。
要是突然喊上一聲『掉轉槍口』之類的口令,他就會把刺刀轉過來。整個故事給您講完了,這也是全部的馬克思主義。」
「而且千真萬確,完全來自生活本身。您想的是什麼?」
解剖室主任又回到自己的窗前,翻檢他的那些試管,過後又問道:
「爐子怎麼樣?」
「謝謝您的介紹。這人真是有意思。將近一個小時談的都是黑格爾和克羅奇。」
「那還用說!人家是海德堡大學的哲學博士。爐子怎麼樣?」
「別提啦。」
「是不是倒煙?」
「就是這個毛病。」
「煙筒裝得不對。插到爐子上的地方應該糊住,那才正好把煙從氣眼拔出去。」
「是把它裝到爐口上了。可是總冒煙。」
「那就是沒找準煙道,排到風道里了。也許是進了通風口。唉,塔拉修克不在!您只好忍耐一陣吧。這也非一日之功。
生爐子這事可比不得您彈鋼琴。劈柴準備了嗎?」
「到哪兒去弄啊?」
「我把教堂的更夫給您派來。他搞木柴有門路,能把籬笆牆拆了當柴燒。不過事先提醒您注意,應該跟他講價錢。他漫天要價。
或者我把治蟲子的老太婆找來。」
他們下樓來到門房,穿上外衣,然後走到街上。
「找治蟲子的幹什麼?」醫生說。「我們那兒沒有臭蟲。」
「這和臭蟲有什麼關係?我說東,您就說西。不是臭蟲,是劈柴。這個老太婆很會做生意。整幢的房子和屋架她都能當燒的東西買下來,能提供相當可觀的數量。
當心,別絆倒,太黑了。在這一帶,過去蒙上眼睛我也能走。每塊石頭我都清楚。我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
自從把籬笆牆都拆掉了以後,我睜着眼也認不出來,彷彿是到了陌生的地方。露出來的這一片成了什麼樣子!風格古樸的幾幢小房子周圍長滿了灌木叢,花園裡用的圓桌,已經朽了一半的長椅,就躺在那兒。前幾天我在三條巷子的交叉路口就路過這麼一處荒廢的地方。看到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用手杖在地上挖掘,我就說:『上帝給您幫忙,老奶奶。
您是不是挖蚯蚓,想釣魚吧?』當然,我這是開玩笑。可她卻一本正經地說:『不是挖蚯蚓,老爺,是找野蘑菇。』說得真不錯,在城裡就跟在森林裡一個樣,到處聞得到發霉的樹葉和蘑菇氣味。」
「我知道這個地方。就在謝列布良內和莫爾昌諾夫斯卡之間,對不對?我從那兒路過,總有些意外的發現。要麼是碰上一二十年沒見過面的熟人,要麼是找到點什麼東西,據說在拐角的地方還有搶劫的事。這也不奇怪,那裡四通八達。
到斯摩棱斯克那些殘留下來的黑窩去的路,到處都是。搶了東西再扒衣服,然後逃之夭夭,你連個影子也找不到。」
「燈光也太暗啦。難怪都把路燈叫作紫斑。真是恰到好處。」
的確,無奇不有的意外的事,都在前邊提到的那個地方讓醫生遇到了。深秋,就在十月戰鬥發生前不久一個寒冷漆黑的晚上,他在這個拐角的地方碰上一個人,橫躺在人行道上,神智不清。這人伸開兩臂躺着,頭靠在石砫上,兩腿搭在路邊。他不時斷斷續續地發出輕微的呻吟。
對醫生試着讓他恢復知覺而大聲提出的問話,這人只低聲含糊地吐出幾個不連貫的字,又一次昏迷過去。他的頭被打破了,染滿鮮血,經過匆忙的檢查,看來顱骨還是完好的。這個躺倒的人毫無疑問是一次武力搶劫的犧牲品。「皮包,皮包。」他輕聲說了兩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