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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就需要更多的時間；在支付的工資不變時，這會減少剩
98余勞動。這還會大大影響資本的再生產和積累。有時候，偷工減料並不能得到多少好處，反而失去信用。我們在第一卷已經說過，資本的再生產和積累，更多地取決於所使用的勞動的生產率，而不是所使用的勞動量。
因此，資本家狂熱地節約生產資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點也不損失，一點也不浪費，要做到生產資料只按生產本身的需要來消耗，這部分地取決於工人的訓練和教育，部分地取決於資本家強加給結合工人的紀律。這種紀律在工人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的社會狀態中是多餘的，正如現在在實行計件工資的地方已經几乎完全是多餘的一樣。另一方面，這種狂熱也表現在生產要素的攙假上。
這種攙假是使不變資本的價值同可變資本相比相對降低的一種主要手段，因而也是使利潤率提高的一種主要手段；這裡還要加上這些生產要素以高於它們在產品中再現的價值出售這種情況，這是欺騙行為的重要因素。這個因素特別在德國工業中起着決定性的作用。德國工業有一條基本原則：討好顧客的辦法是先送給他好樣品，然後給他次貨。不過這些屬於競爭的現象，和我們這裡無關。
必須指出，這種由不變資本的價值從而費用的減少而引起的利潤率的提高，同發生這種現象的產業部門是生產奢侈品，是生產會進入工人消費的生活資料，還是生產生產資料本身，都是完全沒有關係的。這種情況只有在談到剩餘價值率時才是重要的，因為剩餘價值率本質上取決於勞動力的價值，也就是取決於工人日常生活資料的價值。但在這裡，我們假定剩餘價值和剩餘價值率是已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剩餘價值和總資本的比率如何，——這個比率決定利潤率，——完全取決於不變資本的價值，而決不是取決於不變資本的構成要素的使用價值。
99生產資料的相對便宜，當然並不排除它們的絶對價值額的增加；因為所使用的生產資料的絶對數量，會隨着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規模的擴大而大大增加。無論從哪一方面來考察，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部分地只是生產資料作為結合工人的共同生產資料起作用和被消費的結果，所以這種節約本身就是直接生產勞動的社會性質的產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為資本提供生產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發展的結果，所以，如果我們把總勞動和總資本對立起來考察，而不僅是把資本家X所使用的工人和這個資本家X對立起來考察，這種節約就再表現為社會勞動生產力發展的產物，而區別不過是，資本家X不僅從他自己的工場的勞動生產率中，而且也從其他工場的勞動生產率中得到利益。然而對資本家來說，不變資本的節約表現為一個和工人相異化、和工人絶對不相干的條件，工人和它完全無關；其實，資本家始終很清楚地知道，他用同樣多的貨幣能夠買到多少勞動的問題，確實同工人有點關係(因為在資本家的意識中，他和工人之間的交易就是這樣表現的)。生產資料使用上的這種節約，這種用最少的支出獲得一定結果的方法，同勞動所固有的其他力量相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表現為資本的一種固有的力量，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並標志著它的特徵的一種方法。
這種看法並不令人奇怪，因為事實的外觀是和它相符的，因為當資本關係使工人處于和他自己勞動的實現條件完全無關、相外化和相異化的狀況的時候，它實際上就把內在聯繫隱藏在這種狀況中了。
第一，構成不變資本的各種生產資料，只代表資本家的貨幣(正如蘭蓋所說，羅馬債務人的身體，代表債權人的貨幣一樣)，
100並且只和資本家有關，而工人在現實生產過程中和生產資料接觸時，只把它們當作生產上的使用價值，當作勞動資料和勞動材料。因此，這個價值是增加還是減少，和工人究竟是干銅活還是干鐵活一樣，絲毫不涉及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當然，正如我們以後將會指出的那樣，當生產資料的價值增加，因而利潤率降低時，資本家就喜歡把事情說成另一個樣子。這大概就是資本主義政府在其行為方式上和資產階級學者在學術研究上習慣于雙重標準，常常自相矛盾的原因。
第二，只要這些生產資料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同時是勞動的剝削手段，這些剝削手段的相對的貴或賤同工人無關，正如嚼口和繮繩的貴或賤同馬無關一樣。
最後，我們以前已經說過，工人實際上把他的勞動的社會性質，把他的勞動和別人的勞動為一個共同目的的結合，看成是一種和自己相異化的權力；實現這種結合的條件，是和他相異化的財產，如果他不是被迫節約這種財產，那末浪費一點，對他說來毫無關係。而在屬於工人自己的工廠，例如在羅契得爾的工廠中，情況就完全兩樣。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應當將恆產賦予工人，而不是強迫工人的人。因為，被迫的節約總不如自覺的節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