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樞密院的命令，
1864年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
1865年又對城市中較貧窮的階級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中國的國務院何時才會開展此類調查並公開調查結果？人們在《公共衛生》第
7號和第
8號報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漢特醫生完成的這一出色工作。關於農業工人我在後面再談。我先引用西蒙醫生總的評語來說明城市的居住狀況。
他說：
「雖然我的職務上的觀點僅限于醫學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許我忽視這種災禍的另外一面。在災禍達到較嚴重的程度時，几乎必然會使人們
722不顧任何體面，造成肉體和肉體機能如此齷齪的混雜，如此毫無掩飾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獸而不象人。受這種影響會使人墮落，時間越久，墮落越深。對於在這樣可詛咒的環境下出生的兒童來說，這種環境本身就是一種寡廉鮮恥的洗禮。
如果想讓處在這種境況下的人們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純潔為本質的文明氣氛，那是絶對無望的。」
就住宅過分擁擠和絶對不適於人居住而言，倫敦首屈一指。漢特醫生說：
「有兩點是肯定無疑的：第一，在倫敦，大約有
20個大的貧民區，每個區住
1萬人左右，這些人的悲慘處境超過了在英國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見到的一切慘象，而這種處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設備惡劣造成的；第二，在這些貧民區，住房過于擁擠和破爛的情形，比
20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倫敦和新堡的許多地區的生活說成是地獄生活，也不算過分。」
在倫敦，隨着城市的不斷「改良」，舊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隨着這個京城中工廠的不斷增多和人口的不斷流入，隨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斷地上漲，就連工人階級中處境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層中產階級分子，也越來越陷入這種可詛咒的惡劣的居住環境中了。今天中國的城市改良考慮過如何避免這種情況嗎？
「房租過高，只有少數工人才付得起一間房子以上的租金。」
723在倫敦，几乎沒有一所房產不寄生着無數的「中間人」。倫敦的地價總是大大高於土地的年收入，因為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機的目的，指望遲早會按審定價格
即徵用時由陪審員確定的價格再把地拋售出去，或者會由於靠近某個大企業而能詐取異常高的價錢。結果是，買賣快到期的租約成了一項經常的交易。
「對於從事這種營業的紳士們所能期待的，就是他們會象他們所幹的那樣去幹——儘量從房客身上搾取一切可能搾取的東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給他們的後繼者。」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這些先生們不會冒任何風險。由於市內修建鐵路的關係，
「不久前，我們看到倫敦東頭有許多家庭從自己的舊住所裡被趕出來，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憐的家當到處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貧民習藝所，找不到任何棲身之處」。
貧民習藝所已經人滿之患，而議會批准的「改良」措施不過剛剛開始執行。如果工人因拆毀舊房而被趕了出來，那他們並不離開自己的教區，或者，最遠也只是搬到緊靠原來教區的地方。
「他們自然想要儘量住在自己勞動場所的附近。結果原來住兩間房的人家，現在也不得不住一間。即使出的房租比原來的高，住的房子卻比他們被從中趕出來的那些糟糕的房子還要糟糕。住在濱河路的工人，有半數要走兩哩路才能到達勞動場所。」
濱河路的主要街道雖然使異鄉人為倫敦的富庶而驚嘆，但是這條路本身可以作為倫敦人口擁擠的例子。據保健醫官計算，在濱河路的一個教區裡，每英畝面積就住有
581人，而且還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進去。很明顯，每一項衛生警察措施，都由於拆
724毀不適用的房子而把工人從某個街區趕出去，其唯一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更加密集地擁擠在另一個街區，在倫敦歷來就是這樣。漢特醫生說：
「或者是必須把這一整套辦法看作荒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須喚起公眾的同情〈！〉，讓公眾關心現在可以毫不誇大地稱為國民義務的事情，這就是為那些不能出資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納房租以報償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
讓我們來讚美資本主義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實業家，在他們的財產由於進行「改良」，如修鐵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徵用時，不僅可以得到充分的賠償，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間的法律，他們還要得到一大筆利潤，作為對他們迫不得已實行「禁慾」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兒女連同全部家當卻被拋到大街上來，如果他們過于大量地擁到那些市政當局要維持市容的市區，他們還要遭到衛生警察的起訴！在今天中國，要被視為「盲流」。
十九世紀初，在英國除倫敦外再沒有一個
10萬人口的城市。只有
5個城市超過
5萬人。而現在，超過
5萬人的城市已有
28個。
「這種變化的結果，不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現在也變成了中心，四周建築起許多房屋，擠得簡直沒有地方讓空氣自由流通。這裡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於是他們搬到爽心悅目的郊外去。繼這些富人之後而來的住戶，住進這些較大的房子裡，每家一間，往往還要再收房客。這樣一來，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專為他們蓋的、完全不適合他們住的房子裡，周圍的環境的確會使成年人墮落，使兒童毀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