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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斯·穆勒先生憑他慣用的折衷邏輯，懂得既要贊成他父親詹姆斯·穆勒的見解，又要贊成相反的見解。他在自己的教科書綱要《政治經濟學原理》(此書被稱為第一本流行的並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西方經濟學教科書，參見《經濟學》上冊，斯蒂格利茨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7年
5月版。)的序言(第
1版)中，以當代的亞當·斯密自居，如果把該書的正文同這篇序言比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應當讚揚這個人的天真呢，還是讚揚那些誠心誠意地承認他是當代亞當·斯密的公眾的天真。其實他同亞當·斯密相比，就象卡爾斯的威廉斯·卡爾斯將軍同威靈頓公爵相比一樣。
約·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經濟學方面進行的既不廣也不深的獨創研究，在
1844年他出版的小冊子《略論政治經濟學的某些有待解決的問題》裡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當地說明了金銀沒有價值和金銀價值取決於金銀量這二者之間的關係。他說：「人們一致同意賦予金銀一個想象的價值……在這些金屬中所看到的內在價值無非是它們的量。」這大概是西方金融學關於貨幣是普遍接受的交換媒介的定義的起源。
(《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的後果》
1691年，[載于]《洛克著作集》
1777年版第
2卷第
15頁)】
這裡的論述使我明白了一個目前金融學教科書所沒有解答清楚的問題，即貨幣流通速度是由什麼決定的。一直以來，有人在爭論這個速度是不是穩定的，似乎這個速度是天然的，或由某種流通技術決定的。實際上，從馬克思的這幾段論述來看，這個流通速度是由一定時間內流通本身所需要的貨幣量，與實際存在的貨幣量共同決定的。當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小於實際存在的貨幣量時，流通速度就會放慢；而當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大於實際存在的貨幣量時，流通速度就會加快。
通過流通速度的調節，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從而商品的價格，並不由實際存在的貨幣量來決定。因此，那些總指望通過多印鈔票來拉動經濟的想法是多麼不切實際。其實，當年國民黨在大陸大印金圓券造成物價飛漲的主要原因並不完全是因為金圓券印多了，部分地是因為由於內戰和四大家族的橫征暴斂與向國外轉移財物所造成的商品嚴重短缺。就象前面的註解中諾思爵士所提到的租地農民，由於國內穀物太多，而抱怨缺乏貨幣使得他的穀物售價太低一樣；國民黨時期的農民，也會由於國內穀物太少，而以為是由於貨幣太多才使得其穀物的價格飛漲。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有一段時間由於貨幣發行過快而使物價上漲過猛，其主要原因恐怕也是由於商品嚴重供不應求。隨着中國短缺經濟的結束，貨幣的發行即使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價格仍保持平穩，甚至下降。
貨幣進入流通領域需要有一個口，金銀是作為具有一定價值的商品，是直接通過在產地與其它商品交換而進入流通領域的。但紙幣本身不是商品，它主要以兩種方式進入流通領域，第一種方式是由負責紙幣印製的政府直接將紙幣與其它商品交換，在這個過程中，紙幣所起的作用與馬克思在前面所描述的貨幣在流通過程中所起的流通手段的作用是不同的，它不是起交換媒介的作用，而是起類似稅收的作用，即政府無償佔有商品。當年四大家族的國民黨政府就是這樣幹的。這樣做，有可能引發物價上漲。
紙幣進入流通領域的第二種方式，是信貸方式，即印出來的紙幣存放在中央銀行。當聖經的印製者需要貨幣購買
4加侖燒酒時，他可以通過商業銀行向中央銀行貸款
2鎊進行購買，然後燒酒的生產者用這
2鎊購買
20碼麻布，麻布的生產者再用這
2鎊購買
1本聖經。聖經的印製者再用這
2鎊償還銀行貸款。在這裡，紙幣在促成商品的交換之後，退出流通領域，回到了銀行。
這種方式使得紙幣只在商品流通需要時，才進入流通領域。因此，當紙幣數量超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時，多餘的貨幣只好獃在流通領域之外，並不能引發物價上漲。為解決中國國有企業的「三角債」問題，朱熔基總理曾通過銀行注入了一筆貨幣，實際上就是讓這筆貨幣起流通手段的職能，完成那些沒能最終完成的商品交換。這樣做雖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於這種做法只解決了商品進入生活消費前的流通問題，而解決不了商品進入生活消費的問題，從而最終導致銀行不良債權的大量增加。
當然，如果商品嚴重供不應求，而貸款規模又不控制，大家都貸款買，物價是會上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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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鑄幣。價值符號
從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職能中產生出貨幣的鑄幣形式。在商品的價格或貨幣名稱中想象地表現出來的金重量，必須在流通中作為同名的金塊或鑄幣同商品相對立。正象確立價格標準一樣，鑄造硬幣也是國家的事。金銀作為鑄幣穿著不同的國家制服，但它們在世界市場上又脫掉這些制服。
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國內領域或民族領域，同它們的普遍的世界市場領域是分開的。
因此，金幣和金塊本來只有形狀上的差別，金始終能從一種形
144式變為另一種形式。它離開造幣廠的道路，同時就是通向熔爐的道路。這是因為金幣在流通中受到磨損，有的磨損得多，有的磨損得少。金的名稱和金的實體，名義含量和實際含量，開始了它們的分離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