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頁
31885年海軍衙門成立，像李鴻章、曾紀澤這些幹練的漢人卻不為所用，而由一個淺陋的滿人醇親王掌管。滿人怵于漢人的顛覆，漢人又懼于滿人的妒忌，這阻止了雙方的有效合作，而長遠的改革計劃也就不可能了。
1898年康有為提出的體制改革計劃，也被滿人斥罵為損滿肥漢的陰謀。在清朝統治的最後十年中，滿人遏制漢人影響的努力不斷強化，如軍機大臣剛毅便聲言：「漢強則滿滅，漢衰則滿盛。」
4滿人認為改革與憲政會削弱他們的權力，因而滿漢間的種族敵視便阻礙了真正的現代化。無疑，滿漢間的分歧遏止了旨在復興民族的有效合作事業的產生。
3.對西方挑戰本質的無知
西方擴張的特徵有多方面，例如艦船、火炮、貿易、傳教、帝國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而且由一種在諸多方面均優越于中華文明的生機勃勃的近代文明所支撐。它為中國帶來了罕為人知的新奇境況，這種前所未有的挑戰襲來時，中國毫無準備，應對無措。在
1898年改革之前，大多數的士人與官員依據中國歷史的經驗，認為夷人的入侵均是曇花一現，因此，十九世紀西方的擴張也被歸入此類，僅被當作轉眼即逝的暫時的不幸。甚至中國屢敗於西人的事實也被解釋為偶然事件。
西方衝擊的真實本質、程度及範圍就這樣被誤解了，甚至那些進步的自強運動措施的提倡者也是如此。例如李鴻章，他雖認識到當時「誠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但對西方潛力的認識也是井底之蛙。他的現代化方案主要集中于改進軍事與外交；至于清王室，也只是採用防禦姿態從事自強運動。當外部壓力衰減時，行動便遲緩下來，闡明內政外務政策的全面綱領也就無從產生。
清廷的努力是隨遇而安的，猶如用新布補舊衣、舊瓶裝新酒一般。他們付出的零零碎碎的努力，沒有實現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性突破。顯而易見，在陳舊的儒家基礎之上，無法成功地移植近代資本主義與政治革新。
當我們考慮到
1898年改革前官員與士人的總體心態時，便不難理解清廷對當時世事何以如此無知。那些官員及士人大多生活在過去之中，沉溺于中國「文化主義」的夢幻世界之中。他們從過去尋求出路而非面向未來獲取啟示。傳統的舊制得到宣揚，而當代的事例卻遭受唾棄，機器．輪船、槍炮、電報通訊與鐵路交通均被視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
他們滿懷中國至上主義的傲慢，卻少有民族主義的情懷；他們引述歷史說教以為自己以華制夷的態度尋找合法性證據，但卻對師法夷人之制惱羞成怒。對於他們而言，以西方的形象來改造天朝中國是不可思議的。
正是為反對這種狹隘的、倒退的觀念，嚴復鼓動接受新的生活價值，建議學習西方思想來領略現實的不同景觀。同樣，梁啟超在世紀之交也倡言「革新」中華，他們的努力為後來知識界的萌動播下了種子。
4.內憂外患與資本不足
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是需要長期的和平環境與充足的資金，但在晚清，兩者卻均告厥如。國家一直為內亂外患、教案以及天災所困擾，使得法律與秩序廣泛崩潰，同時，政府的支出急劇上升。
1830年後，中國先後經歷了鴉片戰爭、亞羅戰爭、太平天國革命、捻軍叛亂、回民叛亂、天津教案、台灣危機、馬嘉理案件、伊犁危機、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以及義和團事件，罕有和平穩定之日。
除了阻礙經濟發展的連續不斷的動亂之外，戰爭開支與賠款也使資本不斷外流，財政開支也開始依賴于外國的借款與從各省搾取的資金。從
1842-
1895年，中國對外賠款加上賠款利息共
3億兩。庚子賠款總額為
4.
5億兩。在
1902至
1910年間，中國政府償還了其中的
2.
25億兩，這一數目中的
1.
64億兩(占
72%)來自地方收入，
0.
33億兩(占
16%)來自海關，另外的
0.
27億兩(占
12%)來自國庫。
資金流失自然而然阻擋了經濟發展，在中央財政每況愈下的局面下，現代化成功的前景變得日益黯淡，這一點在上一章中已有探討。
55.外國的作用
外來影響在晚清是一股主要的推動力量，因此需要作一概括性的分析。儘管外國政府及他們的代表希望看到中國沿著進步的方向前進，也儘管他們不斷地使清帝國機構意識到接受西方制度與物產的緊迫性，但是他們顯然認為中國應永久依賴西方。一個適度進步、繁榮而軟弱的中國，依靠着外國提供的建議、友好、貿易與援助，將比一個完全獨立、果斷的中國更符合西方的利益。因此他們認為不應允許中國現代化程度太高而獲得能驅除西方的力量。
例如，英駐華公使威妥瑪先生曾就赫德先生領導下的中國海關的作用，作過一番政策宣示，這席話支持了上述的立場：
我們英國人尤其關心它(海關的外國監理)能運作良好，這不僅是因為它能規範貿易，而且因為它是把進步引入中國的一個通道。事實上，中國對此一無所知，因而也沒引起它的猜疑。最後，如果我不是大錯特錯地話，還應千方百計、未雨綢繆地防止中國建成一支艦隊或組建一支軍隊。
6如果這席話反映了英國的對華政策，我們便不會驚詫于清廷國力的的經年衰弱。這也使馬克思主義論點更為可信，它認為清政府由於依賴同外國的合作而非奮力反抗，因此它無法獲得真正的力量。
7國內外這些因素使現代化的成功成為泡影，滿漢領導人都要因未能克服障礙而受責難，而失敗的代價則是王朝的覆滅。馬戛爾尼勛爵在覲見乾隆後，于
1794年說過一段預言，到現在顯得更加意味深長，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