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頁
清朝統治的最終失敗，在於它不能通過實行影響深遠的變革，把中國迅速地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以充分對付西方的衝擊。雖說十七世紀的滿族領袖們在採用漢族體制和儒家秩序上表現出靈活性；但他們的子孫生活在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卻軟弱無能，無力超越傳統。他們未能成功地開出一條革命以外的路，創造性地回應當時的挑戰。事實上，行政混亂、國內叛亂及外來羞辱，已使清朝元氣大傷，以至于到了十九世紀晚期，清朝的快將滅亡已是不言而喻了。
這猶如在十七世紀初，明朝的滅亡已是不可避免的一樣。二百六十八年後，滿族王朝不再是「真命天子」，它走到了中國人稱為「氣數已盡」的地步。
清朝之經歷與明治時期日本的經歷相比，形成尖鋭的和人所共知的對照，讓人們能夠進行充分討論，並從相互衝突的觀點進行多樣的詮釋。阻礙中國前進的那些主要原因，看來正是那些限制新觀念傳播的因素，例如，幅員遼闊、通訊落後、自給自足、缺乏借鑒國外的傳統，以及知識界的保守姿態；在其它導致清朝衰敗的原因中，下面一些因素是值得思考的。
1.軟弱的領導與不完善的體制
清朝的專制統治將權力集中于皇帝，這樣皇帝的領導是否精力充沛就至關重要了，像康熙、雍正、乾隆這些能幹的君主，便為中國帶來了諸多輝煌與成就，開創了一個光輝的時代。但是，平庸的帝王卻亦步亦趨，小心謹慎，竭盡自身之力來保持而非光大昔日的榮耀。對於中國與清朝而言，不幸的是在其最需要強大而又有創造力的領導者時，卻無人應運而生。在乾隆這位最後大帝之後，嘉慶與道光先後繼位，兩人均循規蹈矩，才智平庸。
咸豐朝十一年時間的統治，因太平軍革命和與英法的亞羅號戰爭之羞恥而被毀壞。同治與光緒均為孩童皇帝，他們在位期間，政權實際歸於慈禧太后，她作為最高統治者，執政近半個世紀。雖然慈禧遠非天生愚鈍、優柔寡斷之人，但基本上淺陋、保守、唯利是圖，而且自私自利，常將個人利益置於國家與王朝利益之上。她支持自強運動，但並非旨在把中國轉變為一個現代化國家，而是為了維護舊秩序及她個人的地位。
她從自強運動中所追求的是鎮壓國內反叛和抵制外部的帝國主義；她只允許枝節的修補而非全面的革新，部分原因在於她害怕那些負責現代化的漢人會謀反。因此，很大程度上，慈禧應為無力提供建設性的領導而承擔責任。
若果中央官僚體制中存在富有活力與遠見的治國之才，王室領導能力低下或者可以得到彌補。在儒家國家中，儘管大臣應該效命于帝王，而非領導帝王，但他們可以出謀劃策，進而影響官方政策。可是在晚清，大多數士人與官員卻是「受益最大之流」，他們太醉心于自己的特權和既得利益，而無意改變現存秩序。身處保守的官場之中，建議和擁護洋務的人只是鳳毛麟角。
這些進步力量也沒有能聯合組成一個「富有創造力的少數」(引湯因比(Toynbee)語)，只是單槍匹馬行事，尋求採用西方器具以響應時代之挑戰。他們沒有像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官員一樣，作為一個緊密團結的集體發揮作用，他們只是單獨行事，沒有統一協調的整體計劃作指引。在早期自強運動的領袖中，只有恭親王奕欣與文祥身處中央政府，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均為地方人物。
1876年，奕沂再次被慈禧整治，文祥也溘然長逝，此後，中央細若游絲的指導也消失了。
1870年，李鴻章出任直隷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此後，在一定程度上，他成為近代化事業的協調者，擔負起中央政府的部分職能。但是，他卻面臨着司法裁決權上的限制，無權指導自己轄區之外的省份。而後來的現代化人物張之洞、劉坤一也同樣只能在其所轄省份內推行細枝末節的變革專案。總之，與明治維新日本的中央政府決策相比，這些僅是一些地域性而非全國性的計劃。
此外，這些地域性的努力主要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民眾參予不足，因而阻礙了現代工業與觀念的廣泛傳播。
在既無有效的皇帝領導，也無少數富有創造力的人士的情況下，要引導全國力量指向復興民族的集體目標的努力，即使並非不可能，也變得日益困難。
2.滿人對漢人的猜疑
儘管在朝廷的公開政策中，宣稱滿漢不分畛域，在官府機構中任職時兼用滿漢，但是，事實上，滿人以征服者自居，而漢人只被當成「外來人」。在太平天國革命之前，軍政要職均由滿人擔任，即使那些分配給漢人的職位亦可由滿人充任，反之漢人則無此權力。太平天國革命之後，這些慣例鬆弛了，但滿人對漢人的猜疑卻未減弱，李鴻章的一生便提供了一個極好的範例。
作為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李遭到來自各方的反對與阻遏，保守分子經常譏笑他將國家利益出賣給洋人。對此，慈禧太后認識到她需要李為其效力，但同時又擔心李權勢日昇會使王室勢力下降，因而，她只是虛應故事地支持李的現代化計劃，並允許反對勢力攻擊李卻不加懲處。她還採用分而治之的策略，容許、甚至慫恿保守派的「清議」來牽制進步人士。
1874年，李請求奕欣向兩宮皇太后言明鐵路的可取性，但奕欣卻回覆說，由於清議的強烈反對，即使兩位太后也難對此作出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