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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 123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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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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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1.2新學西方思想的湧入始於鴉片戰爭前聖經和宗教小冊子的翻譯.21810-1867年間,由基督教傳教士翻譯的795部譯著中,宗教類占86%、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類僅占6%。1861-1895年自強運動期間,譯著範圍擴展到外交、軍事、自然科學和技術方面。1850-1899年之間的567種譯著中,應用科學占40%、自然科學占30%、歷史、地理占10%、社會科學占8%,宗教、哲學、文學和藝術占35%。3在這段時期,科技類是重點,英美國家著作是主要來源,占全部譯著的85%,而日本作品僅占15%。

1894-1895年中日戰爭後,該趨勢發生了變化。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狹隘性日益明顯:有遠見的人士清楚地意識到,中國必須拓寬對西方的認識和瞭解,不能僅僅侷限于軍事和工業技術,而應包括政治體制、經濟體系、社會結構、科學和哲學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對這些領域的西方作品進行翻譯,成為改革和革新最主要的前提條件。義和團事件後,京師大學堂合併了同文館譯書局,完成了大量的譯著和教材的編纂工作,內容涉及數學、物理、三角學和哲學。1907年,清政府正式成立譯書局,任命了許多舊科舉考試中的佼佼者在此工作,王國維便是其中之一。


  

他是一個踏實的學者,對康德、叔本華和尼采的學說有很深的研究。總的來說,官方譯書機構不如私人譯者對中國文化有較大的影響。在私人譯者中,嚴復和林紆是特別傑出的兩位。

嚴復(1854-1921年)是福建侯官人,他開啟了中國努力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先河。少年時,他完全接受國學教育,14歲進入福州船政學堂,接受新式教育,學習英語、算術、代數、幾何、三角、物理、化學、機械、地理、天文和航海等多門知識,187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1876年被選派去一所英國海軍學校學習,並于次年抵達英國,當時正值偉大的思想家達爾文、赫胥黎和斯賓塞以他們的進化論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震撼着世界之時。達爾文理論吸引嚴復之處與其說是他的生物學說,不如說是它所強調的人的決定因素,及在競爭形勢下人的潛在能力之發揮。

4因此,嚴復開始從社會達爾文主義角度審視中國的問題及其在世界中的地位,這並不令人感到奇怪。

因為急於想發現西方、特別是英國富強的原因,嚴復孜孜不倦地研究了英國的政治體系、經濟體制、社會哲學及法律思想,他最終認為英國強大基礎的來源在於‧「法律觀念:公正不偏」(impartial justice)。5

1879年嚴復回國,擔任李鴻章在天津的北洋水師學堂總教習,他在此獃了近二十年,儘管1890年被提升為該校的總辦,但他從未被李鴻章當作心腹,其海軍生涯也從未輝煌過。而與他同時留學英國的日本人,如伊藤博文和東鄉平八郎都成為日本現代化的領袖,把日本變成了強國。6嚴對對自己無法幫助祖國深感沮喪,尤其是在中日戰爭北洋艦隊慘敗後,嚴復的許多舊同僚和學生在這一戰爭中犧牲。嚴復開始通過寫作和譯書來鞭撻中國的軟弱,由此他最終發現自己真正的天職應是政治評論家,能自由地闡發其被壓抑禁錮的思想。

他大聲對同胞宣稱:西方發展的關鍵是‧「對現實的完全不同的觀念」,包括理念和價值觀。使一個國家變得強大和富有,是思想而不是軍事強權。為了使人民直接瞭解西方思想,他在隨後的十五年時間裡,翻譯了許多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赫胥黎的《天演論》(1900年),穆勒的《群己權界論》(1903年)和《名學)(1905年),斯賓塞的《群學肄言》、孟德斯鳩的《法意》(1909年)、甄克思的《社會通詮》及耶方斯的《名學淺說》。中國人第一次接觸了進化論、自由貿易、社會法則、政府分權等理論。

在其所有的論著中,嚴的核心觀點是中國和近代西方的根本區別,在於兩者對人的能量的不同態度。為了實現人的無限潛力,西方高度讚揚行動、自信、鬥爭和人的活動;政府和社會為此提供了有效的條件——自由、日益增多的平等機會、自治政府、公眾精神、公平正義——以方便個人內部潛力的發揮,並引導他們實現集體目標。政府鼓勵而不壓制個人具有積極意義的自利行為,因此公眾和個人的利益相得益彰,所以當英國為人類潛力的發揮培育了思想、價值和提供適當的環境時,當它提高了其國民的才能、智慧及道德水平時,它就變得富足而強大了。7

而嚴復認為,在中國的情況卻恰恰相反;聖賢之道不鼓勵發展人民的能力,並抑制其重要活動力的自由施展。從秦代(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以後,傳統的統治者都被稱為‧「竊國大盜」,他們搜括民脂,而不提升民智。嚴復在其擬定的《擬上皇帝書》中指出,這就是中國之根本大患。這封上書,嚴復是在短暫的1898年改革中準備的,但是未來得及呈送給光緒帝。


  

他大膽地宣佈,中國七成的麻煩來自于內部,只有三成來自于外部。中國所需的並不是細枝末節的改進,而是對國內祥寧及有秩序之觀念的根本轉變。他堅持認為,傳統統治者為了便于控制國家,一直儘力使老百姓處於無知虛弱的狀態。為了保持穩定,他們貶抑競爭和革新,訓誡老百姓遵循祖制。

他們鼓勵節儉,反對發展財富。他們祟古貶今。他們反對積極進取,推崇知足。為了防止造反,他們向老百姓灌輸溫柔順從習性的思想。

嚴復表明,所有這些都違反了西方通過競爭、發揮能量、提高人類能力與智力,來加速進步和發展的原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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