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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 107 /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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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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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中體西用」5這句簡練的口號,體現了張之洞的思想,即復興儒家為國家的道德基礎,採用西方的器械以備實用。這裡,他實際上是在玩弄而不是正確的解讀體(物質,原則)和用(用處,實用)的概念。中學和西學都有自己的體和用;他提出的體和用的混雜物是不能持久的,因為後者一定會影響前者。張之洞聰明但不正確的原則,是抵抗保守派攻擊的有效盾牌;即使是頑固派,也不能責備他背叛儒家和中國傳統。

站在這個無懈可擊的立場上,他繼續為變革的必要性辯護。


  

張之洞說,不可改變的是基本的人際關係,而不是法律和制度;是聖人之道,而不是機器和工具;是人的思想和意圖,而不是那些奇技淫巧。向外國人學習並不可恥,因為孔子自己不是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嗎中國歷史本身就充滿了制度性變革的事例:從諸侯林立到大一統帝國,從僱傭兵到府兵制,從戰車戰到騎兵和步兵戰,從古文到今文,從物物交換到現金買賣。商鞅(卒於公元前338年)變法、王安石(1021-1086年)變法和歷史上其它的變法都非常有名,即使是清代也不乏革新。早期在關外倚仗騎兵和射手作戰的諸王,就改用大炮來鎮壓三藩叛亂;乾隆皇帝(1736-1795年)部分修改了科舉體制;嘉慶皇帝(1796-1820年)在八旗兵和綠營兵之外創立了地方團練制。

其它著名的變革包括創設厘金(通行稅)、創建長江水師、設立新疆省、建造汽船和開通電報線路,所有這些都表明變革是不可抗拒的。張之洞靠着這一套思想及在武漢的強有力的基地,挑戰了翁同龢在近代變革的領導地位。

1895年後,除了極端保守派外,變革似乎成了官員和學者們的共識,就像宮內北派領袖大學士徐桐(1819-1900年)這樣的反動角色,也承認變革的用處,並試圖讓張之洞到北京來領導這一運動。但作為南派首腦的翁同龢成功地阻止了這一意圖,保住了變革領導的地位。為鞏固他的地位,他向年輕有為的士子和官員尋求支持,這些人在地位和年齡上都遠遜於他,不會威脅其領導地位。康有為便是其中的一位,翁有意使他在這場溫和變革中成為自己的主要助手,於是便把他推薦給皇帝。

但康是一位與翁同鮮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人物

實際上,他是個有自己計劃的激進改革者。3.急進的改革者:康有為和梁啟超

康有為(1858-1927年)是一位非凡人物,但他的思想卻在兩個極端之間激烈搖擺。他出生於廣東南海一個富裕的家庭,七歲能文,被稱為神童。他專心于聖人之道,由於經常引用聖人的教誨,因此贏得了「聖人為」的綽號。他18歲時成為廣東理學大師朱次琦的學生。

朱次琦強調中國的政治歷史和學問與世事聯繫的重要性,康在其門下受教多年,從而打下了理學的牢固基礎。

離開老師後,他山居獨學,6想創建自己的學派。至此,他的思想背景完全是傳統的,不受西方影響的。兩年後,7他從自我強迫的隱世生活中復出,前往北京。他在歸途中,像他以前到香港那樣,參觀了上海租界(此時是1882年)。

在這兩個英國控制的城市中,市政的條理和效率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想,如果西方的殖民管理能有這樣好的結果,那麼,宗主國又該是多麼進步啊!他對西方的興趣油然而生,急切地購買和閲讀所有能買到的江南製造總局和傳教士組織出版的譯著,包括《萬國公報》。全新的景象突然呈現在他面前:他意識到中國的落後及其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岌岌可危的處境。他接受了傳教士的觀點:西方國家所顯示的進步不僅必要,而且令人嚮往。

1883年,他毅然放棄了參加科舉考試的念頭,把注意力轉向新穎的西學。8


  
1888年,還是平民的他(沒有官職)嘗試着向皇帝上書,其中,他讚揚日本倣傚西方列強道路的現代化,主張中國亦應倣傚,並對與日俱增的外國入侵的威脅提出警告,這封上書送到國子監。國子監的官員因懷疑康神經不正常而拒絶轉呈給皇帝。康意識到,要成功地推進改革,就必須:(1)取得知識界的學術領導權;(2)爭取皇帝的支持。

康返回廣東講學著書,並以一個離經叛道者的名聲吸引了年輕的學者,梁啟超(1873-1929年)是其中之一。梁也是一位神童,十七歲即取得舉人功名,隨即受康有為的吸引,成了他的學生。康在學生的激勵下,于1891年在廣東開辦了萬木草堂,並在這裡講解經學,推進改革思想;他還經常到附近的聖公會圖書館,閲讀有關代議制政府和君主立憲制方面的書籍。

3.1今文經學運動此時,康有為的思想傾向經歷了一場劇烈的變化,他像很多同時代的人一樣,起初是一位理學學者,現在卻滿腔是對西式政治改革的火一般的激情。廖平是今文經學派的支持者,其著作9中有助于改革的思想深深地打動了康有為,以至於他放棄了過去理學思想。康發現,能夠用今文經學運動來推進自己的事業。

今文經學指的是秦(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漢(公元前202-公元前220年)時期的經典及評註,與更早時期的古文經學相對。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的焚書大概銷毀了所有的古代典籍,而隨後的前漢學者,就把用當時字型「小篆」寫就的古典經書當成真實不虛之作。這些今文學者控制了前漢時期的思想界,但到前漢末年,孔子的一位後裔10聲稱在祖先房子的牆壁裡,發現了用「蝌蚪文」寫就的古代典籍。雖然當時很多學者懷疑這些古典文本

古文經學的真實性,但在篡位者王莽統治下短命的新朝時期(8-23年),一位叫劉歆(約公元前46-公元23年)的學者竭力去證實這些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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