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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學》篇幅不大，流傳下來的本子不太完整。《詩學》是西方第一部較系統地論述文藝理論和文藝評論的著作，在文藝理論史和美學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一向被西方學者奉為金科玉律。車爾尼雪夫斯基說：「《詩學》是一篇最重要的美學論文，也是迄至前世紀末葉一切美學概②念的依據。」
亞里士多德從藝術的本質出發，認為藝術就是再現或模仿。「史詩、悲劇詩、喜劇詩、酒神頌以及大部分管簫樂和豎琴樂實際上都是模仿」。
《詩學》藝術模仿是再現人類生活，尤其是人類行為。人類行為有不同的特徵，「這種差異把喜劇和悲劇區分開來；喜劇總是模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壞的人，悲劇總是模仿比我們今天的人好的人」。《詩學》模仿有三種方式，即按照事物本來的樣子
自然去模仿，按照事物為人們所說所想的樣子
神話傳說去模仿，按照事物應該有的樣子去模仿。
其中最後一種是最好的。真正的藝術正是按照事物的內在本性而把它們理想化。由此，亞里士多德引申出一個與柏拉圖截然相反的論點。柏拉圖用他的理念論，改造了古希臘久已流行的模仿說，在他看來，理念世界是惟一的真實存在，現實世界只是對理念世界的不完全的模仿，而藝術世界又是對現實世界的不完全的模仿。
因此，藝術只是「模本的模本」、「影子的影子」，比作為「模本」的現實世界更加不真實，甚至是虛幻的。這樣一來，柏拉圖就否定了文藝的真實性，否定了文藝的作用，這是他要把詩人趕出城邦的理由之一。亞里士多德認為，藝術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比現實世界更為真實，他說：「詩人之能事不在於敘述已發生的事實，而在於敘述或然或必然發生的事情。歷史學家與詩人之區別，不在於一者用韻語，一者用散文……真正的區別，在於史家敘述已發生的史實，詩人則敘述可能發生的事情。
因此，詩比歷史更有哲理，更為①重要。因為詩偏于敘述一般，歷史則偏于敘述個別。」 詩所模仿的不是對象的外形，而是其本質和發展方向。這樣就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去理解和感染那些被模仿的對象。
還有，詩模仿比一般更好、更崇高的對象，給人樹立榜樣，鼓舞人積極向上，鼓勵人奮勇前進，力量是大的，所以它比現實世界更真實。
亞里士多德的這個思想，表明他認為藝術不僅僅是模仿自然，而且要超越自然。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藝術來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不是簡單地再現生活，而是比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典型、更理想。
因此，模仿不是用藝術形式簡單地再現事物的感性現象；相反，它必須表現事物內在的真實。藝術有權利也有責任把事物理想化。比如音樂服務，亞里士多德認為有四重目的：娛樂、道德教育、養性、淨化。每一種藝術都可有其中的任何一個方面，但僅僅是娛樂就顯得不夠，娛樂不是最終目的。
然而其他三種效果只是當藝術作品體現並說明了藝術普遍 ② 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論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年版，第
124頁。
① 參見繆朗山：《西方文藝理論史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5年版，第
65頁。
有效性的特殊規律時才產生。
關於淨化，被說成是憐憫和恐懼情緒的解脫，它在關於悲劇的定義中說成是悲劇的效果。這是要從一種倫理學和美學的意義上去理解的；當這種解脫伴隨着一種快感時，這些憐憫和恐懼情緒就得到補償和緩解。亞里士多德是從當時的醫學中獲得感情淨化這一概念的，並把它應①用於自己的理論。他對詩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來自智者 的理論，特別②是高爾吉亞 提出的修辭學理論。
但亞里士多德並不是跟在智者派後面亦步亦趨，而是遠遠超過了他們。智者派對外邦民族習俗的觀察，是想動搖把本民族的習俗視為絶對正確的信念；亞里士多德是把歷史和人類學的事實作為知識來研究。他遠遠超出智者派的理論，對藝術理論的研究也比柏拉圖更富建設性。
3悲劇《詩學》的大部分篇章是研究悲劇的。「悲劇是對嚴肅的完整的具有一定長度的行為的模仿。它的語言帶有若干附屬的裝飾品，各種裝飾分別在作品的各個部分出現。它的形式是戲劇性的，而不是敘述式的。
它通過引起憐憫和恐懼來完成對這兩類情感的淨化作用」。
《詩學》亞里士多德研究悲劇的方法與在生物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著作中所用的方法相同，常以具體例子印證所論問題。《詩學》中充滿了希臘悲劇的引句。他對悲劇的分析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技巧性，他的目的顯然不只是描述當時所表演的那些，更重要的是他要使好的悲劇觀念永遠有效。
他瞭解其他作者的觀點，他自己的幾個主要論點不只是對希臘悲劇的直接觀察與經驗而形成，而且還與柏拉圖理論有相反意見有關。同時，他的詩學觀點也與其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有緊密聯繫。
亞里士多德認為，悲劇是一種行動的表象，是嚴肅的，本身有一定的吸引力，完整成體系，語言上是裝飾性的，不是旁白式的，透過憐憫與恐懼的表象使情緒得以昇華。他把悲劇分成六大要素：劇情、性格、思想
它們是所表現的對象的因素、語言、歌曲
它們是表現手段中的因素、形象
它是表現方式中的因素。六大要素中，劇情是最重要的，佔據主導地位。因為悲劇所模仿的乃是生活的悲歡，是體現悲歡的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