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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統元年，沈家本等彙集各說，復奏進修正草案。時江蘇提學使勞乃宣上書憲政編查館論之曰：「法律大臣會同法部奏進修改刑律，義關倫常諸條，未依舊律修入。但於附則稱中國宗教遵孔，以綱常禮教為重。如律中十惡親屬容隱，幹名犯義，存留養親，及親屬相姦、相盜、相毆，發塚犯奸各條，未便蔑棄。中國人有犯以上各罪，應仍依舊律，別輯單行法，以昭懲創。竊維修訂新律，本為籌備立憲，統一法權。凡中國人及在中國居住之外國人，皆應服從同一法律。是此法律，本當以治中國人為主。今乃依舊律別輯中國人單行法，是視此新刑律專為外國人設矣。本末倒置，莫此為甚。草案案語謂修訂刑律，所以收回領事裁判權。刑律內有一二條為外國人所不遵奉，即無收回裁判權之實。故所修刑律，專以摹仿外國為事。此說實不盡然。泰西各國，凡外國人居其國中，無不服從其國法律，不得執本國無此律以相爭，亦不得恃本國有此律以相抗。今中國修訂刑律，乃謂為收回領事裁判權，必盡舍固有之禮教風俗，一一摹仿外國。則同乎此國者，彼國有違言，同乎彼國者，此國又相反，是必窮之道也。總之一國之律，必與各國之律相同，然後乃能令國內居住之外國人遵奉，萬萬無此理，亦萬萬無此事。以此為收回領事裁判權之策，是終古無收回之望也。且夫國之有刑，所以弼教。一國之民有不遵禮教者，以刑齊之。所謂禮防未然，刑禁已然，相輔而行，不可缺一者也。故各省簽駁草案，每以維持風化立論，而案語乃指為渾道德法律為一。其論無夫奸曰：‘國家立法，期於令行禁止。有法而不能行，轉使民玩法而肆無忌憚。和奸之事，幾於禁之無可禁，誅之不勝誅，即刑章具在，亦祗具文。必教育普及，家庭嚴正，輿論之力盛，廉恥之心生，然後淫靡之風可少衰。’又曰：‘防遏此等醜行，不在法律而在教化。即列為專條，亦無實際。’其立論在離法律與道德教化而二之，視法律為全無關於道德教化，故一意摹仿外國，而於舊律義關倫常諸條棄之如遺，焉用此法為乎？」謂宜將舊律有關禮教倫紀各節，逐一修入正文，並擬補幹名犯義、犯罪存留養親、親屬相姦相毆、無夫奸、子孫違犯教令各條。法律館爭之。明年資政院開，憲政編查館奏交院議，將總則通過。時勞乃宣充議員，與同院內閣學士陳寶琛等，於無夫奸及違犯教令二條尤力持不少怠，而分則遂未議決。餘如民律、商律、刑事訴訟律、民事訴訟律、國籍法俱編纂告竣，未經核議。惟法院編製法、違警律、禁菸條例均經宣統二年頒佈，與現行刑律僅行之一年，而遜位之詔下矣。 志一百十八
○刑法二
明律淵源唐代，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自笞一十至五十，為笞刑五。自杖六十至一百，為杖刑五。徒自杖六十徒一年起，每等加杖十，刑期半年，至杖一百徒三年，為徒五等。流以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為三等，而皆加杖一百。死刑二：曰斬，曰絞。此正刑也。其律例內之雜犯、斬絞、遷徙、充軍、枷號、刺字、論贖、淩遲、梟首、戮屍等刑，或取諸前代，或明所自創，要皆非刑之正。
清太祖、太宗之治遼東，刑制尚簡，重則斬，輕則鞭撲而已。迨世祖入關，沿襲明制，初頒刑律，笞、杖以五折十，注入本刑各條。康熙朝現行則例改為四折除零。雍正三年之律，乃依例各於本律註明板數。徒、流加杖，亦至配所照數折責。蓋恐撲責過多，致傷生命，法外之仁也。文武官犯笞、杖，則分別公私，代以罰俸、降級、降調，至革職而止。
徒者，奴也，蓋奴辱之。明發鹽場鐵冶煎鹽炒鐵，清則發本省驛遞。其無驛縣，分撥各衙門充水火夫各項雜役，限滿釋放。
流犯，初制由各縣解交巡撫衙門，按照裡數，酌發各處荒蕪及瀕海州縣。嗣以各省分撥失均，不免趨避揀擇。乾隆八年，刑部始纂輯三流道里表，將某省某府屬流犯，應流二千里者發何省何府屬安置，應流二千五百里者發何省何府屬安置，應流三千里者發何省何府屬安置，按計程途，限定地址，逐省逐府，分別開載。嗣於四十九年及嘉慶六年兩次修訂。然第於州縣之增並，道里之參差，略有修改，而大體不易。律稱：「犯流妻妾從之，父祖子孫欲隨者聽。」乾隆二十四年，將僉妻之例停止。其軍、流、遣犯情原隨帶家屬者，不得官為資送，律成虛設矣。
斬、絞，同是死刑。然自漢以來，有秋後決囚之制。唐律除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明弘治十年奏定真犯死罪決不待時者，淩遲十二條，斬三十七條，絞十二條；真犯死罪秋後處決者，斬一百條，絞八十六條。順治初定律，乃於各條內分晰註明，凡律不注監候者，皆立決也；凡例不言立決者，皆監候也。自此京、外死罪多決於秋，朝審遂為一代之大典。雜犯斬、絞準徒五年與雜犯三流總徒四年，大都創自有明。清律於官吏受臓，枉法不枉法，滿貫俱改為實絞，餘多仍之。名實混淆，殊形轇轕。
遷徙原於唐之殺人移鄉，而定罪則異。律文沿用數條，然皆改為比流減半、徒二年，並不徙諸千里之外。惟條例於土蠻、瑤、僮、苗人仇殺劫擄及改土為流之土司有犯，將家口實行遷徙。然各有定地，亦不限千里也。
明之充軍，義主實邊，不盡與流刑相比附。清初裁撤邊衛，而仍沿充軍之名。後遂以附近、近邊、邊遠、極邊、煙瘴為五軍，且於滿流以上，為節級加等之用。附近二千里，近邊二千五百里，邊遠三千里，極邊、煙瘴俱四千里。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撫定地。雍正三年之律，第於十五布政司應發省分約略編定。乾隆三十七年，兵部根據邦政紀略，輯為五軍道里表，凡發配者，視表所列。然名為充軍，至配並不入營差操，第於每月朔望檢點，實與流犯無異。而滿流加附近、近邊道里，反由遠而近，司讞者每苦其紛歧，而又有發遣名目。初第發尚陽堡、寧古塔，或烏喇地方安插，後並發齊齊哈爾、黑龍江、三姓、喀爾喀、科布多，或各省駐防為奴。乾隆年間，新疆開闢，例又有發往伊犁、烏魯木齊、巴裡坤各回城分別為奴種地者。鹹、同之際，新疆道梗，又復改發內地充軍。其制屢經變易，然軍遣止及其身。苟情節稍輕，尚得更赦放還。以視明之永遠軍戍，數世後猶句及本籍子孫者，大有間也。若文武職官犯徒以上，輕則軍台效力，重則新疆當差。成案相沿，遂為定例。此又軍遣中之歧出者焉。
枷杻，本以覊獄囚。明代問刑條例，於本罪外或加以枷號，示戮辱也。清律犯罪免發遣條：「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原立法之意，亦以旗人生則入檔，壯則充兵，鞏衛本根，未便離遠，有犯徒、流等罪，直以枷號代刑，強榦之義則然。然犯系寡廉鮮恥，則銷除旗檔，一律實發，不姑息也。若竊盜再犯加枷，初犯再犯計次加枷，犯奸加枷，賭博加枷，逃軍逃流加枷，暨一切敗檢逾閒、不顧行止者酌量加枷，則初無旗、民之別。康熙八年，部議囚禁人犯止用細鍊，不用長枷，而枷號遂專為行刑之用。其數初不過一月、二月、三月，後竟有論年或永遠枷號者。始制重者七十 ，輕者六十斤。乾隆五年，改定應枷人犯俱重二十五斤，然例尚有用百斤重枷者。嘉慶以降，重枷斷用三十五斤，而於四川、陝西、湖北、河南、山東、安徽、廣東等省匪徒，又有繫帶鐵桿石礅之例，亦一時創刑也。
刺字，古肉刑之一，律第嚴於賊盜。乃其後條例滋多，刺緣坐，刺兇犯，刺逃軍、逃流，刺外遣、改遣、改發。有刺事由者，有刺地方者，並有分刺滿、漢文字者。初刺右臂，次刺左臂，次刺右面、左面。大抵律多刺臂，例多刺面。若竊盜責充警跡，二三年無過，或緝獲強盜二名以上、竊盜三名以上，例又準其起除刺字，復為良民。蓋惡惡雖嚴，而亦未嘗不予以自新之路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