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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著名德國作家曾經為許多名人畫過肖像，他準備最終出版一本專集。不久前，他收到一家美國雜誌的來電，請他畫一張愛因斯坦的肖像。這位作家準備在雜誌刊登這幅肖像之後，再把它收入自己的專集。
因此，他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足以打動人心的信，詢問愛因斯坦是否允許他來畫像。他說政治家們總是有求必應的，因為他們需要揚名，但他知道愛因斯坦是不會輕易答應的。他又說即使是查理五世皇帝也還同意讓提香來為他畫幾次像。他還保證說，考慮到兩方面的偉大程度不同，愛因斯坦將不必為他撿畫筆。
而這正是當年查理五世為提香作過的事。
愛因斯坦于
1931年
11月
17日寫了這樣一封回信：如果提香給查理五世皇帝畫一幅印在明信片上的、花上十個芬尼就能買到的畫像，那麼難道你還會去為提香撿起畫筆？但他肯定會要求提香不要這樣到處宣傳他——至少別在他活在世上的時候這樣做！……附言：求求你啊，聖弗羅裡安！饒了我的房子！去燒別人的房子吧！
這封信，可以說代表了愛因斯坦對待聲名的一般態度。
羞怯的偶像愛因斯坦夫人有一天寫信給愛因斯坦的好友瓦朗坦說：「阿爾伯特是一個羞怯的人。確實，這很難使人相信，但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你對大家說他謙卑、膽怯，甚至缺乏『正常劑量』的自信力，大家一定會笑起來。」
這種羞怯表現為他發自內心的對塵世浮華的抗拒，因而他的崇拜者總難以理解愛因斯坦對他們虔誠崇拜的反應竟是如此糟糕。一位柏林最有名氣的主婦，有一天想引誘愛因斯坦赴宴，她列出了所邀請參加宴會的著名客人。
愛因斯坦尖刻地問：「如此看來，你是想讓我擔當宴會的主角了？」「阿爾伯特是不可能這樣去做的。」艾爾莎悄聲地說。
愛因斯坦的一家之規是一條經濟規律，他討厭數不清的宴會，在這種場合，知識分子互相麻痹。作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與五六個人共同進餐的邀請。一旦他覺察某個邀請是藉口，他就會不留情面地表現出來。
在冬日的一天，他去看望瓦朗坦，發現門廳裡掛滿了大衣。他自言自語道：「他跟我說是一次私人的便飯啊……」邊說邊打算悄悄往回走。
艾爾莎費了很大勁才在樓梯上抓住他，嘴裡還喊着：那裡其實只掛着四五件大衣呀！
一般情況下，他妻子的外交安排都要遭到他固執的拒絶。「你為什麼讓我到那裡去呢？我對那些人不感興趣。」沒有任何機會主義的理由，社會地位和惟恐得罪人的考慮便足夠了。
他的聲望為他自己爭取得很大自由，他性格古怪的名聲在某種程度上也掩護了他，但如果沒有艾爾莎的協助，他可能永遠不會使這種拒絶一切讓步的作法和不可迴避的社會要求協調起來。
艾爾莎憑藉直覺對人們弱點的同情甚于她的丈夫，雖然她未親身經歷過。但她知道，害人的虛榮心會使人遭受痛苦，虛假的驕傲對精神的損害就像使人患虛無幻想病一樣惡劣。她試圖用同情心來軟化愛因斯坦的固執，儘管她不會每每成功。
有一位好事的女士，不疲倦地做了很多工作，從事一切有益的活動，她曾以自己的建議糾纏阿爾伯特和艾爾莎很長時間。她是那麼不屈不撓，作為一個名人徵集人的失望竟也給她帶來極大的痛苦。這使艾爾莎受到感動，有一天，艾爾莎冒昧地問愛因斯坦：「我們可以請她參加一場音樂晚會嗎？」愛因斯坦聳了聳肩——對他來說，無論是對一大群人，還是一小批人演奏，都沒有什麼差別。
在那次演奏中，他在音樂中沉浸了幾個小時，完全忘記了很多人已經湧進他的房間。他茫然地看著川流不息的拜訪者，動聽的旋律迴蕩在他的腦海裡，完全壓倒了那低聲的祝賀。忽然，發現那位不屈不撓的女士，面帶迷人的表情站在他面前。「教授先生，我希望你允許我下次能再來。」
愛因斯坦平靜地回答：「不。」他聲音中沒有一點嚴厲和生硬，只是在說一件事實。他以吃驚的目光盯着這位慌亂、狼狽的女士離開他的房間。
艾爾莎大叫起來：「阿爾伯特，你怎麼能這樣！」「可是，她為什麼還要再來呢？」他顯示出一臉誠心誠意的吃驚表情。他不能理解他惹出來的尷尬局面。「我沒有發現她再來的必要性」。
為了說服他，人們必須找出他認為「有必要」的理由。那些不是很瞭解他的人驚奇地看到，几乎沒有一種論證對他會有一點影響。他對一切世俗的考慮都充耳不聞。因而他並不具有那些哄騙人的「名家」所有的那種隨俗性格，相反，他傾慕的是那種保持心靈自由的神聖的孤獨。
生日的喧囂
1929年
3月
14日即將來臨。這是愛因斯坦的
50大壽，朋友們都在籌劃怎樣為壽翁祝壽，以消除多年來他在柏林的壓抑與苦悶。可是愛因斯坦一想到那種閙哄哄的慶祝活動，心裡就發愁。熟朋友還好辦，打個招呼，道個歉，他們肯定會理解。
最難辦的是記者和名人仰慕者，他們無孔不入，又花樣百出，叫人不得安寧。他必須尋找一個地方，別人都找不到的地方，於是他找到了哈韋爾湖鄉間一個花匠的樸素農舍。為了免去一切風險，他在生日前幾天就來到這裡。他什麼傭人都沒有，自己做飯，只有他最親近的人才知道通往花匠農舍的道路。
這使他很快活，他一點也不管這一天全世界的報紙都發表有關他的文章，也不管這一天公眾正在向他表示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