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後，柴可夫斯基的生活也發生了許多變化，他開始贏得國內外廣泛的認可。音樂創作、指揮演出以及音樂界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使柴可夫斯基總是很忙碌。這些變化在不知不覺之中影響到他和梅剋夫人之間的關係。他給梅剋夫人的信不免帶上寫流水賬的色彩，他寫得更多的是客觀外界的事情，寫他所參加的一些活動的情況，而少了像往日那樣的內心剖白和思想情感的交流。
敏感的梅剋夫人逐漸感覺到在這些信中某種東西正在消失。
她已經意識到，處于創作巔峰狀態的柴可夫斯基，除了忙於作曲和指揮音樂會，他還有應接不暇的社交，他的生活圈子已大大擴展，而她在柴可夫斯基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像過去那麼重要。生活在孤獨中的梅剋夫人，永遠需要一個專門陪伴她，甚至屬於她的靈魂。她不願意柴可夫斯基有半點勉強，她想讓他輕鬆。梅剋夫人以為他能平靜地對待她的離去。
至于錢，固然她的支持對柴可夫斯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沒有了她的幫助，不會對柴可夫斯基有太大的影響，他有足夠的財力供自己開銷。在梅剋夫人的性格中不乏堅決、果斷。她這樣想了，她也這樣做了。她希望柴可夫斯基能懂得她。
柴可夫斯基沒有懂。他更多感受到的是傷害和委屈。人的心有時會脆弱得如薄紙一張，自尊心不僅可以為尋求理解設置障礙，更可以使曲解變成真理。失去了梅剋夫人的友誼，柴可夫斯基陷入了難言的苦痛和絶望之中。
巧合的是，
1891年
8月，柴可夫斯基發現，梅剋夫人贈送給他的那個鑲有貞德像和阿婆羅女神像的表被竊。友情失落了，愛的信物也不翼而飛。
1893年，有一次柴可夫斯基知道梅剋夫人的兒媳安娜·裡沃夫娜
即柴可夫斯基的外甥女要到國外去看望梅剋夫人。柴可夫斯基約見了安娜。在莫斯科普列奇斯琴斯克林蔭道上的梅剋夫人的一所住宅的飲茶室裡，柴可夫斯基和外甥女做了一次傾心談話。柴可夫斯基把自己內心的痛苦告訴了她，並讓她轉告梅剋夫人。
安娜知道了舅舅心底的悲哀，對他抱有深深的同情。
安娜·裡沃夫娜來到梅剋夫人的寓所，看望病中的婆母。
那是一個黃昏，梅剋夫人躺臥在沙發上，安娜坐在她的身邊，向婆母細細訴說了柴可夫斯基所感受的一切。梅剋夫人的眼裡閃着一種奇異的光芒。
那時她的肺病已非常嚴重，她的喉嚨已經失聲，只能沙沙低語：「我知道，他不再需要我了，我也再給不了他什麼了，我不願意讓我們的通信只對我一個人是快樂，而對他變成負擔，我沒有權利只要自己的快樂。如果他不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他還需要我，為什麼他不再寫信了呢？要知道他是做過這種許諾的。的確，我不再給他物質方面的幫助了，但這難道有什麼意義嗎？」一切都結束了。通訊斷絶，愛已遠去，心各西東。
曾經燃燒過的崇高真摯的情感留下了溫馨難忘的回憶。梅剋夫人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她的最後一封信會給柴可夫斯基帶來如此巨大的傷害。她始終在等待，她覺得她的愛友還會寫信來。然而，柴可夫斯基沒有寫。
梅剋夫人自己已經沒有能力寫信。他們就這樣分手了。所有的回憶和期待，所有的委屈和哀怨，所有的愛和恨都只屬於他們各自的自己了。
但，世人認為柴可夫斯基和梅剋夫人的友誼是長存的。梅剋夫人與柴可夫斯基之間的高潔誠摯的情誼早已溶進偉大作曲家不朽的音樂之中。梅剋夫人在柴可夫斯基的生活和創作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她拯救了柴可夫斯基的生命，為了俄羅斯，也為了全世界。
如果說「拯救」一詞有點過分的話，那麼起碼是梅剋夫人使柴可夫斯基得以避開日常生活繁忙的瑣事，使他能夠全身心投入到自己所喜愛的音樂創作事業中去。這就足以使人們感謝她。感謝她對偉大作曲家的無限仁愛和寬宏，感謝她的慷慨和奉獻。人們不僅「有時還能想起」她，而是永遠紀念她。
11旅美演出
1891年
3月，柴可夫斯基接到美國的邀請去參加為紐約卡奈基新音樂大廳落成而舉行的音樂節。在這期間，柴可夫斯基將在美國幾個大城市進行旅行演出。
到美國之前，柴可夫斯基先在巴黎舉行了個人作品音樂會。他成功地指揮演奏了《第三組曲》、《斯拉夫進行曲》、《第二鋼琴協奏曲》、《如歌的行板》、《憂鬱小夜曲》等作品。音樂會受到熱烈歡迎。柴可夫斯基几乎成為巴黎公眾矚目的中心。
在巴黎準備啟程赴美之前，柴可夫斯基得到他親愛的妹妹亞歷山德拉·達維多娃去世的不幸消息。他心痛欲裂，想放棄旅行，立即返俄國。他想和給他母親般慈愛的妹妹再做一次最後的告別。他覺得妹妹身後有許多事需他安排。
他心疼可憐的外甥鮑比克，怕他經受不住失去母親的悲傷。經過一番理智的考慮，他不得不決定繼續旅行，他懷着憂鬱的心情出海前往美國。
客輪起錨後沒有多長時間，有一個青年跳海自殺，這更加劇了他心中的悵惘。他乘坐的「布列塔尼號」是艘豪華的客輪，「簡直像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宮殿」。海上航行中，總是大浪不止，船身劇烈顛簸，每個乘客都很懸心。
柴可夫斯基的神經高度緊張，甚至感到「顫慄和恐懼」，加上劇烈的暈船，他覺得「像在受難」，經過一個星期的海上拚搏，于
4月
25日總算到達了紐約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