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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爐詩話 - 3 / 53
文學評論類 / 吳喬 / 本書目錄
  

圍爐詩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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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問曰:「言情敘景若何?」答曰:「詩以道性情,無所謂景也。《三百篇》中之興『關關雎鳩』等,有似乎景,後人因以成煙‧月露之詞,景遂與情並言,而興義以微。然唐詩猶自有興,宋詩鮮焉。明之瞎盛唐,景尚不成,何況于興?」

古詩多言情,後世之詩多言景,如《十九首》中之「孟冬寒氣至」,建安中之子建《贈丁儀》「初秋涼氣發」者無幾。日盛一日,梁、陳大盛,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話之說,絶無關於性情,畫也,非詩也。夫詩以情為主,景為賓。景物無自生,惟情所化。


  

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唐詩能融景入情,寄情於景。如子美之「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沈下賢之「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祖詠之「遲日園林好,清明煙火新」,景中哀樂之情宛然,唐人勝場也。弘、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本自無意,不能融景;況其敘景,惟欲闊大高遠,於情全不相關,如寒夜以板為被,赤身而掛鐵甲。

景同而語異,情亦因之而殊。宋之問《大庾嶺》云:「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賈島云:「無端更渡桑乾水,卻望并州是故鄉。」景意本同,而宋覺優遊,詞為之也。

然島句比之問反為醒目,詩之所以日趨于薄也。

問曰:「詩文之界如何?」答曰:「意豈有二?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是以詩文體裁有異耳。文之詞達,詩之詞婉。書以道政事,故宜詞達;詩以道性情,故宜詞婉。意喻之米,飯與酒所同出。

文喻之炊而為飯,詩喻之釀而為酒。文之措詞必副乎意,猶飯之不變米形,啖之則飽也。詩之措詞不必副乎意,猶酒之變盡米形,飲之則醉也。文為人事之實用,詔敕、書疏、案牘、記載、辯解,皆實用也。

實則安可措詞不達,如飯之實用以養生盡年,不可矯揉而為糟也。詩為人事之虛用,永言、播樂,皆虛用也。賦而為《清廟》、《執競》稱先生之功德,奏之於廟則為《頌》;賦而為《文王》、《大明》稱先生之功德,奏之於朝則為《雅》。二者必有光美之詞,與文之摭拾者不同也。

賦而為《桑柔》、《瞻‧》刺時王之秕政,亦必有哀惻隱諱之詞,與文之直陳者不同也。以其為歌為奏,自不當與文同故也。賦為直陳,猶不與文同,況比興乎?詩若直陳,《凱風》、《小弁》大詬父母矣。」

李、杜之文,終是詩人之文,非文人之文。歐、蘇之詩,終是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

人有不可已之情,而不可直陳于筆舌,又不能已於言,感物而動則為興,‧物而陳則為比。是作者固已醞釀而成之者也。所以讀其詩者,亦如飲酒之後,憂者以樂,莊者以狂,不知其然而然。

詩不越乎哀樂,境順則情樂,境逆則情哀。《明良之歌》,順而樂也,《‧或樸》、《旱麓》其類也。《五子之歌》,逆而哀也,《民勞》、《南山》其類也。後世不關哀樂之詩,是為異物。

余與友人說詩曰:「古人有通篇言情者,無通篇敘景者,情為主,景為賓也。情為境遇,景則景物也。」又曰:「七律大抵兩聯言情,兩聯敘景,是為死法。蓋景多則浮泛,情多則虛薄也。

然順逆在境,哀樂在心,能寄情於景,融景入情,無施不可,是為活法。」又曰:「首聯言情,無景則寂寥矣,故次聯言景以暢其情。首聯敘景,則情未有著落,故次聯言情以合乎景,所謂開承也。此下須轉情而景,景而情,或推開,或深入,或引古,或邀賓,須與次聯不同收,或收第三聯,或收至首聯,看意之所在而收之,又有推開暗結者。

輕重虛實,濃淡深淺,一篇中參差用之,偏枯即不佳。」又曰:「意為情景之本,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變化,則開承轉合不為死法,意乃得見。」又曰:「子美詩云:『晚節漸于詩律細。』律為音律,拗可詩不必學。」

問曰:「何為性情?」答曰:「聖人以『思無邪』蔽《三百篇》,性情之謂也。《國風》好色,《小雅》怨誹;發乎情也。不淫不亂,止乎禮義,性也。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言此也。


  

此意晉、魏不失,梁陳盡矣。陳拾遺輓之使正,以後淫傷之詞與無邪者錯出。杜詩所以獨高者,以不違無邪之訓耳。」

問曰:「丈丈生平詩千有餘篇,自謂與此中議論離合何如?」謝曰:「不佞少時為俗學所忄吳者十年,將至四十,始見唐詩比興之義;又二十年,方知漢、魏、晉、宋之高妙,而精氣銷亡,不能構思矣。人之目見者易遠,足踐者必近,勿相困也。」

問曰:「唐詩六義如何?」答曰:「《風》、《雅》、《頌》各別,比、興、賦雜出乎其中。後世宗廟之樂章,古之《頌》也。三代之祖先,實有聖德,故不愧乎稱揚。漢已後之祖先,知為何人,樂章備禮而已,不足論也。

求《雅》于杜詩,不可勝舉。而如王昌齡之『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韋應物之『身多疾病思田裡,邑有流亡愧俸錢』,王建為田弘正所作之《朝天詞》,羅隱之『靜憐貴族謀身易,危覺文皇創業難』,皆二《雅》之遺意也。《風》與《騷》,則全唐之所自出,不可勝舉。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興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比也。『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賦也。」

朱子盡去舊序,但據經文以為注,使《三百篇》盡出於賦乃可,安得據比興之詞以求遠古之事乎?宋人不知比興,小則為害于唐體,大則為害于《三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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