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孤至之文，抑邪與正，與韓文同。《唐實錄》稱韓愈師其為文，乃韓則未嘗自言，學于韓者復不言。《唐書》本傳亦僅言「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師事之」，而韓不與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繫乎韓師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養氣」之傳，觀《答李翊書》，學養並言可見。
昌黎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蘇老泉以孟、韓為溫醇，意蓋隱合。
說理論事涉于遷就，便是本領不濟。看昌黎文老實說出緊要處，自使用巧騁奇者望之闢易。
韓文起八代之衰，實集八代之成。蓋惟善用古者能變古，以無所不包，故能無所不掃也。
八代之衰，其文內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萬怪惶惑，抑遏蔽掩」，在當時真為補虛消腫良劑。
昌黎論文曰：「惟其是爾。」余謂「是」字註腳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異」二字論文，然二者仍須合一。若不異之是，則庸而已；不是之異，則妄而已。
昌黎自言「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旨」字專以本領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雖于《莊》《騷》、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資，其約經旨者自在也。陸傪聞李習之論復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謂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觀此評非獨可知柳州，並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長處。
論文或專尚指歸，或專尚氣格，皆未免著于一偏。《舊唐書·韓愈傳》「經、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二語，推韓之意以為言，可謂觀其備矣。
昌黎文兩種，皆于《答尉遲生書》發之：一則所謂「昭晰者無疑」、「行峻而言厲」是也；一則所謂「優遊者有餘」、「心醇而氣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揚子云便不肯作此語。此正韓之胸襟坦白高出於揚，非不及也。
昌黎《送窮文》自稱其文曰：「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東坡嘗與黃山谷言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處也。」「亦」字言外寓推韓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此姜白石《詩說》也，是境常于韓文遇之。
昌黎《與李習之書》，紆餘淡折，便與習之同一意度。歐文若導源於此。
昌黎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書非止為作文用也。觀所為《盧殷墓誌》云：「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義山《韓碑詩》云：「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其論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稱俳優之文，何嘗不正如義山所謂。
昌黎尚「陳言務去」。所謂「陳言」者，非必剿襲古人之說以為己有也。只識見議論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頭，深入一境，自「結撰至思」者觀之，皆陳言也。
文或結實，或空靈，雖各有所長，皆不免囿于資學。試觀韓文，結實處何嘗不空靈，空靈處何嘗不結實。
昌黎曰：「學所以為道，文所以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東坡稱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文與道，豈判然兩事乎哉！
張籍謂昌黎「與人為無實駁雜之說」，柳子厚盛稱《毛穎傳》，兩家所見，若相逕庭。顧韓之論文曰「醇」曰「肆」，張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賞，皆韓志也。
呂東萊《古文關鍵》謂柳州文「出於《國語》」，王伯厚謂「子厚非《國語》，其文多以《國語》為法」。余謂柳文從《國語》入，不從《國語》出，蓋《國語》每多言舉典，柳州之所長乃尤在「廉之慾其節」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與韋中立論師道書》。東萊謂柳州文「出於《國語》」，蓋專指其一體而言。柳州《答韋中立書》云：「參之《穀梁》以厲其氣，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報袁君陳秀才書》亦云：「《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
東萊謂學柳文「當戒他雄辯」，余謂柳文兼備各體，非專尚雄辯者。且雄辯亦正有不可少處，如程明道謂「孟子盡雄辯」是也。
柳州自言「為文章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未嘗敢以矜氣作之。」余嘗以一語斷之曰：柳文無耗氣。凡昏氣、矜氣，皆耗氣也。惟昏之為耗也易知，矜之為耗也難知耳。
柳文如奇峰異嶂，層見疊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種筆法：突起、紆行、峭收、縵回也。
柳州記山水、狀人物、論文章、無不形容盡致，其自命為「牢籠百態」，固宜。
柳子厚《永州龍興寺東邱記》云：「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記》云：「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愚溪詩序》云：「漱滌萬物，牢籠百態。」此等語，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煉神煉氣為上半截事，以煉字煉句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資絶高，故雖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嘗偏絀焉。
柳州繫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讀《捕蛇者說》《送薛存義序》，頗可得其精神鬱結處。
文莫貴于精能變化。昌黎《送董邵南遊河北序》，可謂變化之至；柳州《送薛存義序》，可謂精能之至。
昌黎論文之旨，于《答尉遲生書》見之，曰「君子慎其實」。柳州論文之旨，于《報袁君陳秀才書》見之，曰「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