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走捷徑，避開邊防哨卡，在一個小村他請了一名嚮導。那人要了他
300第納爾。黃昏時，他們出發爬山。嚮導身上帶了三瓶酒，走那麼一段路就要掏出酒來喝，因此，走得很慢。
到半夜還不到邊界。拂曉時，離邊境不遠了，嚮導卻不肯再走，他說
300第納爾只夠領到這裡。
他停下來，又有意地指點一些哨所給鐵托看，好叫他明白，以下的路程都在開闊地帶，哨所又到處都是，真還非他帶路不可。鐵托不得不請他再帶一段。嚮導說：「當然可以，只要你再給
300第納爾。」
鐵托不能不答應他。他還是走一陣，喝一陣，等他搖搖晃晃帶到離邊界不到
100碼的地方，他又故伎重演，不肯再走了。鐵托很生氣，決心不靠他，自己一人越境。
在一塊路標處過境後，他想抄近路，結果迷了路，走進了深深的山谷中。他跌跌撞撞地摸出山來，好容易才看到一棟村舍。主人是個年老的農婦。鐵托累極了，老婦人把他帶到一個草堆旁，由他睡去。
這一覺從早晨直睡到中午。在老婦人家吃了頓飯，鐵托又上了路。剛走到村口，突然聽到幾聲槍響。過了一會，只見幾個帶著槍，身着便服的年輕人不知從什麼地方跳出來，其中一個人厲聲喝道：「站住！」
這些人並不是邊境警衛，他們衣袖上戴着卐字臂章，是一夥奧地利的納粹分子。鐵托上前解釋，是南斯拉夫的旅行者。那夥人不容他多說，命令他回去。他只好轉過身來，重新往邊境走去。
原來，正是這一天奧地利總理陶爾夫斯在維也納被刺，納粹分子企圖在全國趁機奪權。這個偏遠的村子也發生了戰鬥，納粹分子正跟政府軍交手。
鐵托等到看不見那夥人後，改變了方向，朝克拉根富特走去。不料這裡也在打仗，一支政府軍小分隊攔住了他。此地已過了登山者可以通行的
8英里以外的範圍。鐵托向他們解釋，他本想回到南斯拉夫的耶塞尼策去的，因為路遇納粹分子，只好繞道這裡。
小分隊沒有為難他，讓他走了。走到策洛維奇車站，他乘上了一列去維也納的火車。
鐵托找到了南共中央。米蘭、戈爾基奇、弗拉基米爾、喬皮奇都在那裡。戈爾基奇是烏克蘭人，年約
30歲，身材高大，一頭紅髮。他
1918年參加了青年運動，
1922年起就一直在共產國際機關工作。
當烏克蘭的喀爾巴阡地區分離出去時，他自己選擇了南斯拉夫國籍。
1932年，共產國際任命他為南共書記。
中央委員們圍着鐵托，如饑似渴地聽他介紹國內情況。鐵托儘可能詳細地說明一切，同時也將自己對中央設在國外不利於領導鬥爭和不易聯繫的意見坦率地告訴了他們。
在維也納期間，鐵托參加了中央的工作。幾個星期以後，中央派他回國籌備召開克羅地亞和斯洛文尼亞的黨代會，併為虔南斯拉夫的黨代會作準備。這意味着他參與了黨的最重要活動的領導工作。
鐵托按照來時的路線回到南斯拉夫。他以全部精力投入到籌備這兩個代表大會的工作中。他曾將工作進展報告給中央：年輕的代表們對婚禮
指代表大會的印象特別深刻，這是他們第一次參加這種事情，外地來的代表也一樣，這足以說明人們對這次婚禮的重視。從省裡來的代表們提出的報告說明黨的組織已經深深地紮了根，例如錫薩克已有
60名黨員，周圍農村也有這樣多的黨員……
報告中，鐵托還談到了薩格勒布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建議在發展黨員時不要過于謹慎。
克羅地亞的工作完成之後，他隨即去盧布爾雅那籌備斯洛文尼亞的黨代會。
斯洛文尼亞的這次大會對這個地區，乃至全國的鬥爭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鐵托為它起草的報告後來成為南共進行國內革命的指導思想。報告中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必須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時進行的政策和策略。
大會是
1934年
9月在斯洛文尼亞大主教羅茲曼的夏季別墅裡舉行的。主教與他同父異母的兄弟不和，他不願意跟這位兄弟住在一起，便叫他搬到這所郊外的大房子來住。別墅有好幾個工匠是南共黨員，他們把羅茲曼兄弟拉了過來，為代表大會提供了這麼一個既安全又便利的會場。大會代表
30人，會開了兩天兩夜，代表們吃住都在別墅裡。
主教兄弟非常高興能有機會招待這幫神秘的客人。桌上鋪上了雪白的桌布，擺着晶亮的玻璃杯和印有主教紋章的碟子。
在這次大會上，鐵托第一次同愛德華·卡德爾見面。卡德爾比鐵托小
20歲，他個子矮小，皮膚黝黑，不多說話。他被捕的經歷足以說明他的人品，鐵托對卡德爾產生了很好的印象。鐵托說，判斷一個人主要是看他幹了什麼，而不是看他說了什麼。
誇誇其談的人很難取信於他。而「卡德爾同志是個很安靜的同志，也正是他的沉靜使我產生了最深刻的印象。在許多人受到宗派主義影響時，他仍然是個忠實的革命者。」
兩個地方黨組織的代表大會召開之後，鐵托被召去維也納彙報工作。通過他的努力，中央的權威在逐步恢復。中央對鐵托這一段時期的工作感到滿意。
回國前，中央交給他的任務是具體負責第四次全國黨代會的籌備工作。
鐵托回國沒幾天，
1934年
10月
9日，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事，亞歷山大國王在法國被刺。暗殺是克羅地亞民族極端主義分子干的。王國政府立刻在全國採取了緊急措施，並趁機加緊了反共活動。
鐵托在國內已有危險，中央委員會指示他立刻取道維也納去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