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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已當了少校的年輕人聽從了這些建議，很快恢復了健康。
司各特偶爾也允許政治熱情注入像個性的存在這樣嚴肅的事，但就連在政治問題上和他意見相左的哈茲利特也客觀地承認，司各特在自己的小說裡表現得是個真正的藝術家，他的理智擺脫了宗派狂熱和成見，他力圖向讀者轉達一種對人性的一切不同表現的寬容態度。「他的作品的總和几乎是人的全部天性的再版」，哈茲利特說。他認為司各特和莎士比亞一樣，「比自己的名望更為偉大。」如果說瓦爾特爵士參加過政治鬥爭，那也完全出於以下兩個原因之一：或者是他的祖國的自由受到威脅，或者是國家遇到像解放天主教少數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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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那樣的問題時所面臨的嚴重危險；在後一種情況下，司各特站在輝格黨一邊——形勢對他說來是不希望看到的和不愉快的，但是站在將要倒塌的大廈前——不是勇敢，而只是發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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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而司各特懂得，早在國會辯論開始前，爭取解放的鬥爭在國內輿論中已經取得勝利。
他相信，只有威靈頓公爵才能拯救國家。當獲悉首相和羅伯特·皮爾爵士打算滿足天主教徒的要求時，司各特建議洛克哈特在《每季評論》上制止一下騷塞，因為騷塞極端仇視天主教，而時代要求和解。使自己的托利黨朋友們更為不安的是，司各特甚至出現在群眾大會上，提出決議草案支持天主教徒，而當國會宣讀愛丁堡支持天主教請願書時，他的名字受到熱烈的歡呼。
但是，司各特還是儘可能地和政治保持距離；
1828年和
1829年他要操心和張羅的事本來就夠多的了。他的身體每況愈下。除風濕病外又加上了凍瘡——這是一種兒童常得的病，據司各特推測，接踵而來的還會有其他兒科疾病，如麻疹或風疹：「惟一的希望是，牙齒可能重新長出來。」接着視力逐漸減弱，飲酒後出現了不舒服的感覺：「今天我的代理人和我一起吃午飯，我們喝了一瓶香檳和兩瓶紅葡萄酒。
要是在過去我就會說，對於三個人來說，喝得太少了：和我們一起吃飯的還有洛克哈特。但我感到喝得太多了，覺得不舒服。」除了這一不好的徵兆，還加上頭疼，醫生要給他拔火罐。他鎮靜地忍受了醫生想出的這一折磨，結果拔火罐很管用，所以他沒有想到，小病是中風的先兆。
接踵而來的這些疾病使他變得極愛因小事發火：「安娜又超支了。和她爭論也沒有用。她每次都發誓改正，要像我希望的那樣遵守諾言，但她老是做不到。無論如何應該教會她節省些。」詹姆斯·巴蘭坦也使他生氣。首先印刷商不喜歡他的新小說《蓋厄斯坦的安妮》。這部小說的一部分情節發生在瑞士。詹姆斯公正地指出，作者從來沒有去過那裡。
司各特反駁說，他去過蘇格蘭山區，看到過圖片上的瑞士風景：「我直截了當地對他說，我認為，他變成地質學家了。否則他何必擔心我歪曲我的霧中美人應出現在上面的那個瑞士懸崖的形狀呢？」司各特明白，他的創作力衰退了。當他在手稿上寫下最後一個句點時，他自己也憎惡這部書了。
1829年
4月
29日他寫完了這部小說以後，立刻坐下來寫關於蘇格蘭歷史的條目，這是他答應為百科全書寫的。
這個條目的前幾段他覺得不行——“但我什麼時候對自己滿意過呢？
即使在別人對我滿意的時候？”
《蓋厄斯坦的安妮》于
1829年
5月出版，在英國受到歡迎。小說以描寫瑞士風景開始，這看來應歸功于卡爾·貝德克出版的導遊書，而情節本身則取自歷史材料。司各特少年時對巫婆、術士、魔鬼和幽靈的喜愛一直保留終生：他的最後作品之一是《關於鬼神學和巫術的信》。在《蓋厄斯坦的安妮》裡出場的有形形色色的迷信、幻影、秘密團體、地洞、不祥的儀式、神秘的失蹤及其他種種對於頭腦未成熟的人來說引人入勝的戲劇性花招，包括可以降落的弔門和惡教士。
這一切在晚于司各特進入文學界並且不及他的其他作家的創作中曾多次出現，而且寫得比他好得多。
詹姆斯·巴蘭坦不喜歡司各特的新書，這可能是由於他的家庭不幸。
1829年
2月，詹姆斯的妻子去世了。他感到失望，於是到鄉下去，一直悶悶不樂。司各特提醒他：「當人們決定誘惑基督時，撒旦想出的第一件事是把他帶到沙漠去，」工作才是醫治痛苦的最佳藥物。但在災難面前詹姆斯沉溺于宗教，而這就等於沉溺于酒瓶：藉酒澆愁愁更愁。
老朋友肖特裡德和丹尼爾·特裡等人去世了，他自己的病加重了，他已經不能聚精會神地工作了。「我的思想不肯走上軌道，”——他自己這樣給自己的狀況下結論。銀行家威廉·福布斯爵士之死切斷了把司各特和青年時代的愛情相連結的最後一根線索。「漫長的一生中我們的友誼始終不渝，他的善良是無窮無盡的，」關於威廉明娜的丈夫他這樣寫道。
兒孫們的陪伴對孤苦老境是一種安慰。但當年輕一代從阿博茨福德離去時，這反而加深了他惘然若失的感覺：“家裡……安靜下來了，就像在墓穴中一樣。聽不到孩子們的聲音。他們一直以歡快的叫喊聲充滿各個房間，但現在他們的聲音消失了。
這樣的空空蕩蕩使人憂傷，我怎麼也恢復不到我平時固有的精神狀態。憂鬱向我襲來，我無論如何也驅散不了，況且整日下雨，不能出外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