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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先生的大筆正是紅爐上的一點雪，立刻融化，讀來痛快！他對自己說過的一些很妙的話，似乎相當得意，在不同情況下加以引用。《〈寫在人生邊上〉重印本序》裡有一段說：「我們在創作中，想象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我自知意志軟弱，經受不起這種創造性記憶的誘惑，乾脆不來什麼緬懷和回想了。」這篇序文是
1982年
8月寫的。
其實，早在
1981年
4月
6日《答某記者問》的記錄裡，錢先生已經提出過這個論點了。記者當時建議錢先生還可以寫一部回憶錄，錢先生回答說：“回憶，是最靠不住的，一個人在創作時的想象往往貧薄可憐，到回憶時，他的想象力常常豐富離奇得驚人。這是心理功能和我們惡作劇，只有儘量不給它捉弄人的機會。
你以為怎樣？反正文學史考據家不愁沒有題目和資料，咱們也沒有義務巴巴地向他們送貨上門。”三語言文字是大家有權共用的工具，錢先生說那是比蘇維埃實行共產主義還要早”「的共產。文字就那麼一堆，看誰有本事將之堆砌成有深度的句子，集句成章。錢先生散文字字有腦，而且新鮮，魅力無窮，那正是《隨園詩話》說的“詩貴翻案」了。
錢先生熟讀《隨園詩話》，文章裡引了不少，《論俗氣》裡引的一句是：「人但知滿口公卿之人俗，而不知滿口不趨公卿之人更俗！」袁枚說：「神仙，義稱也；而昔人云：『丈夫生命薄，不幸作神仙』。楊花，飄蕩物也；而昔人云：『我比楊花更飄蕩，楊花只有一春忙』。」寫文章最難是引述各家的話來撐起自家論點，處理失當，必成獺祭，酸氣逼人。錢先生進出人家廳堂總是瀟瀟灑灑的，沏茶聊天都帶「家常體」（familiar論補白報紙雜誌上偶然會有空白的地方，需要用一些文字補填上去，美化一番，這就成了補白。
補白有時是摘一句英雄高僧的話，有時是抄一段文豪名家的句子，甚至一首小詩一則笑話，也未嘗不可以剪來做補白。有的補得很雅，有的補得很俗；有的讀起來使人想到立正敬禮，有的讀起來比大文章還要耐人尋味。總之，這是一種藝術，一種學問，就像壁上掛的字畫，架子上擺的小擺設，雖然沒有什麼大道理，”“倒也有些小趣味。
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時會碰到一些無聊的應酬，於是就有「今天天氣哈哈哈」之類的廢話。這種話既然是廢話，但是又不能不說，所以也可以說是「補白」。反過來說，兩個人意見不合吵了架，起初各人針對問題發抒自己的看法，進而駁斥對方的觀點，最後實在沒有辦法再堅持下去了，於是就破口大罵，來一聲「他媽的」。
這「他媽的」也是一種變相的補白。
嚴格說來，一個人一天裡的時間，花在做補白工作上的，竟比花在其他方面的更多。談生意要上茶樓海闊天空一番才言歸正傳；談戀愛要獻許多慇勤才可以一親朱唇；找飯吃要向上司拍馬屁吹牛才得以苟延殘喘；結婚要借錢大擺宴席，驚動親友，大忙一番才能夠上床禮成。這都是可以不做而又不得不做的廢事，可以不說而又不得不說的廢話。總之這段補白加上花邊，看起來像那麼回事，也就比光着屁股好看。
年事越高、入世越深的人，就越覺得補白之不可或缺，慢慢也就越精於撰寫補白。年輕人自視頗高，寫文章往往把補白的資料寫成長篇大論的文字；老年人歷經滄桑，寫文章往往把論文的題材寫成三言兩語的小品。於是，有人寫一輩子大文章也不過如此，有人寫一輩子序言跋語而成「家」。說穿了，實在關乎一個人懂不懂得補白的藝術而已。
所以說，文人的補白應該是「……」，女人的補白應該是淚，大人物的補白是乾咳，就像哲學家的補白是蹙眉；而長頭髮是畫家的補白，握手是領袖們的補白，錢是商人的補白，笑是妓女的補白，伸展雙手頻頻揮動是教皇的補白，衣服化妝是明星的補白。
所以說，補白是文明的象徵。一個人的生活裡假如沒有補白，這個人一定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因為，為了不使自己的理想落空，為了不致徹底暴露自己的短處，每個人都要學習怎麼去給自己生命裡的空白填補些東西。所以說……寫到這裡，算算字數，覺得「補白」有餘，而去「證果」之道遠矣哉，不如擲筆。
□ 資江船伕曲《春風》廖靜仁
資江，灘多浪急，全長
614公里，流經邵陽、新化、安化、桃江、益陽等縣城，從臨淄口與湘江合併，然後注入洞庭……我家就住在資江中游北岸，屬於安化境內。全家人的生活來源，一半靠山，一半靠水。家中除了有幾分田地外，還有一個水船，一年裡，要趁農閒跑好幾趟長途。那又大多是裝了山藥及棕桐之類的特產，運往益陽換幾個零花錢回來。
儘管，那句「水上走，銀水流」的民謡，一代復一代流傳，實際上卻不是那麼回事。我們家裡很窮。兒時，我常隨父母親在資水上走，但最遠的長途也只不過是益陽。過洞庭、入長江要有上好的木船，風暴說來就來，時刻都有可能把條破船顛個稀巴爛。
選擇了一個朗朗晴日，我們的船又要啟航了，父親又叉着兩腿，鐵塔般立在後艄掌舵；船頭，母親把手中竹篙嗖地射向江岸，隨着一聲「依喲嗬」的船伕號子喊響，我們家屋後那座巍巍青山，便退成隱隱的剪影了。
我們又要到益陽送貨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