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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想起了早上從新聞紙上得到的一個印象，─—那是一個關於雨的故事。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戰爭奪去了親人，留着他孤單的一個，開始流浪生活。他輾轉飄泊到這五百萬人口的城市，販賣糖果。可是生活程度跟着季候的熱度飛昇，幾天的淫雨又困阻着謀生的路，僅有的本錢經不住幾天坐吃，空空的雙手，空空的肚子，生計成了嚴重的威脅。
在崎嶇多歧的人生路上，他選取了最難走然而最近便的一條，一腳越過了生的王國，跨進了死的門閾。
年輕的靈魂淹沒在一片水裡。─—生命的怯弱呢，雨的殘酷呢？……
晚間，有撩人的月色。雲鱗在藍空上堆出疏落有致的圖案。
積水似乎淺一點了，人行道上已經可以行人，只偶有汽車從水中駛過，還受着浪花的侵蝕。
從未有過的寧靜。風吹起一街漣漪，迎月光閃耀着銀色，遠處的微波搖動街燈的倒影。是這樣奇異的幻覺的水國風光，缺少的只是幾隻畫舫，一串歌聲了。
轉過街角，我解放了幾天來拘覊的腳步。
很少行路人，除了我前面的兩個：一個挾着藍花布的破棉被，一個拿了蓆子和掃帚。是找尋什麼的？他們低着頭一邊走一邊就四處察看，沉默如同一塊頑石鎮在他們身上。到一處比較乾燥的地方，他們停步了，一個用掃帚輕輕掃了幾下，就在地上攤開了卷着的蓆子；另一個也就鋪上棉被。
「今晚還露宿嗎？」我不禁吐露了我的疑問。
「唔，在屋子裡就得飼臭蟲。」拿掃帚的咒詛似地說。
我看了他一眼，是胡桃似的多皺而貧血的臉。天上的雲在厚起來，月亮一時隱沒在雲裡了。我低低他說了一句，近乎自語：「天恐怕要下雨。」
他自始至終連正眼也沒有看我，「下了雨再進屋裡去吧。」咕嚕着算是回答，身體卻已經在潮濕的地上倒了下去。
「要生病的。」可是我沒有勇氣再開口了。病魔對他們算得了什麼呢？
我這才看見，不遠處早有一個露宿者在做着好夢，連蓆子也沒有，墊着的是幾張報紙，已經完全濕透了，入夢的該是一身稀有的清涼吧？再走過幾步，一家商店的門前又躺着四五個，蜷縮着擠作一堆。─—上面有遮陽，底下是石階，那的確是燥爽的高原地帶，不會有水災的。什麼幸運使他們占了這樣的好風水！
多麼殘酷的生活的戰爭呵，可是人們面對著戰爭。他們就是這樣地活着，並且還要生存下去……
夜半，夢醒時又聽到了奔騰的雨聲。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
我要控訴
柯 靈
我要抗議，我要控訴！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大美晚報·夜光》編輯朱惺公先生被暗殺了。這是汪精衛最近所施行的恐怖政策的犧牲者，是新聞記者被他所殺害的第一個。
死者在生前曾經接到過恐嚇信，上海所有不被收買的正直的新聞記者也都接到了。以破壞「和平」相詰責，以支持抗戰為炯戒，這發信者正是汪精衛的忠實的黨徒。但恐嚇所得的反響是一致的輕蔑，堅決的行動。只有朱惺公先生發表了公開信，加以答覆和駁斥，於是他招來了恨毒：兩個暴徒挾持着，另一個從容地用手槍抵住他的太陽穴，加以擊殺。
事後汪精衛卻命令林柏生出面來替他洗刷血污，還指朱惺公先生為「共產黨式的作者」。─—即使共產黨可以入人于罪，這也是無恥的搆陷，朱惺公先生死去了，他的文字還在着的，它們將為殺人者的罪惡作證。
死者只是一個毫無抵抗力的文人，他只有一支筆，一點對於祖國的忠誠。擁護抗戰到底的政策，反對賣國求榮的「和平」，也許是他的罪證，然而作為一個中國人，他是無辜的，他是清白的！
不料人心的險毒和卑劣竟至于如此！對以武力侵入我們國土的仇敵奉行「和平」；對自己徒手的愛國的同胞，卻實施暴力。
對於這樣的人物，這樣的政策，還能說什麼話呢！假如正義在世間尚可托足，人性還不至淪于末劫，那麼即使被殺害者的血匯成洪流，也無從沖淡人們的憎恨 ─— 那不可形容的永久的憎恨。兩年以來，中華民族正傾全力以與敵人搏鬥，求生存者，對犧牲決不會吝惜；倘使一個民族的生存，可以毫無代價地取得，這生存也就不足珍惜。但我們不能不承認，朱惺公先生這樣的犧牲是冤屈的。他不死於敵手，卻死於我們的內奸─—侵略者的鷹犬的手裡。
求仁得仁，他以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志願，卻替我們留下了最大的悲憤。不，這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
原諒我的質直，朱惺公先生生前所發表的文字、所表現的思想，我是很少同意的。對菊吟詩，剖瓜寄慨，那種舊文人的作風，在較為年輕的一代中，怕是也很少同意的吧？尤其是那對於恐嚇者的公開的答覆，剖白心跡，表明行徑，對著暗中射來的冷箭，袒胸露腹，毫無隱蔽地挺立於壕塹之上，其實分明可以看出這不是個有謀有勇的戰士，不過是一個鯁直的義民罷了。然而他也竟逃不過毒手！從這裡我們明白了「和平運動」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究竟要將中國擺佈到什麼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