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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劇作家、物理學家、社會活動家。原名丁燮林，字巽甫，江蘇泰興人。早年留學英國，就讀於伯明翰大學，獲理科碩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特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特理研究所所長等職。
1923年開始從事業餘戲劇創作活動，先後結集出版的有《一隻馬蜂及其他》、《西林獨幕劇》、《等太太回來的時候》、《妙峰山》等。丁西林劇數量不多，但獨具風格，尤以獨幕喜劇見長。善於從人情世態中發現喜劇因素，通過提示生活的情趣，製造懸念，組織戲劇衝突，把看來平淡無奇的事件，安排點染得波瀾起伏，妙趣橫生。他的劇本大都結構精巧，形象生動，語言風趣幽默，受到讀者和觀眾的喜愛。
建國後，丁西林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副會長等職，曾被選為第一、二、三屆人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此時期仍堅持戲劇創作，發表過話劇《孟麗君》等作品，並致力於傳統戲曲的改編和戲曲劇本的創作。對戲劇藝術的革新進行了多方面的嘗試。
批評與罵人
丁西林
近來十個做文章的人，就有九個喜歡批評；十個做文章 批評的人，就有九個喜歡罵人。一般關心世道人心的人，都個個搖頭嘆息；然而，做文章來批評，是很好的現象；批評的時候罵人，是正常的行為。
我最愛看的，是兩個超等的批評家相罵；我怕看的，是兩個劣等的批評家講規則；說什麼批評只能就事論事，不可越出範圍；什麼批評只能批評，不可罵人。你想，如果批評只能批評，一個批評家如何還能成其為批評家？批評不能罵人，這種批評還有什麼價值？新近報紙上常引法國大文學家法郎士的話，說：批評是「靈魂的冒險」。既是一個「靈魂」，「冒險」，還能受什麼範圍？再讀讀世界上有名批評家的文章，看看他的內容是怎樣？你費了幾年的苦心，寫成了一本書；他替你做了一篇批評，寫了幾百行的好文章，沒有一字，提到你的大着；等到了末了的一節，方纔把你的書名提出來，還沒說到三五句，他的文章已竟完了！然而他的這篇文章是一 篇批評，往往是一篇很好的批評。如果一個人批評一部歷史，你只「應當問他裡頭的敘事確實不確實，不應涉及這件事情值得值不得替他做一部歷史的問題」；設或這部歷史又是一本翻譯，你又「只當問譯的對不對，不當挑剔人家的文格」，如唐擘黃先生所說，（見《努力周報》
第七十五期，唐先生是個學者，並不是一個劣等批評家，他的這篇文章 也寫得很好，不過未免太忠厚了。
）試問，一個批評家和坐在印刷房裡的那位校對先生還有什麼大的分別？
講到批評的時候免不了罵人，那道理更加明顯。如果一 個人的文筆不佳，我們只好說他不佳；一個人的文理不通，我們只好說他不通；如果一個人在那裡胡說，我們只好說他是胡說；如果一本書毫無出版的價值，白糟踏了紙張筆墨，我們也只好說他是的毫無價值，白糟踏了紙張筆墨。我想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不通」，「胡說」，「糟踏紙張筆墨」，是罵人，我們都不能不承認在相當的情形之下，這些話是最恰當的批評；那麼，還說什麼批評不可以罵人？
然而，批評的時候，雖可以罵人，罵人卻不就是批評。兩個洋車相撞，車伕回過頭來，你一句，我一句，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聽差的打破了一件古玩，老爺捶幾拍桌，口口聲聲，那是罵人，那不是批評；說人家做文章有用意，說人家的批評為的是出風頭，為的泄憤，為的報仇，為的「三角戀愛」，為的謀奪位置，那也是罵人，不是批評。一個人因為肚裡有點氣，想發泄發泄，於是乎罵人，是個很壞的習慣，我們應當「有則戒之，無則加勉」。
一個朋友看了我的這篇文章，很嚴厲的責備我；說「你還要在那裡教人罵人！你看見了本月七日《政治生活》上毛壯侯罵胡適的那篇文章沒有？什麼『新思潮中的鉅子，卻不想做人』，什麼『胡適人格降下』，什麼『這位精蟲化的灰色酸秀才，得意忘形』，這真是什麼話？」我說，別忙，別忙，我贊成的是一個批評家罵《人》，甚而至于丟《人》的臉，我決不讚成一個人亂罵人，因而丟了自己的臉。
發表於《現代評論》
1卷
2期
1924年
12月
20日
杜重遠
1897～1943吉林懷德人。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瀋陽創辦肇新窯業公司，曾任遼寧商會總會長。九一八事變後，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主編《新生》周刊。
1935年
5月該刊刊登《閒話皇帝》一文，日本帝國主義藉口刁難，為此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判刑。在獄中，仍堅持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
1月受周恩來委託赴新疆開展工作，任新疆學院院長，繼續宣傳抗日。
1943年被新疆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于迪化
今烏魯木齊獄中。
主要作品有《獄中雜感》和《盛世才與新新疆》等。
要面子不要臉
杜重遠
彷彿是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說的話：「中國人要面子不要臉」，這句話是萬分真確的。
原來面子和臉是完全不同的兩件東西。中國舊戲裡有一 套臉譜，這花花綠綠的臉譜就是「面子」，而真正的臉卻反不能辨認清楚了。做戲子的只要上台的時候，臉譜彈得像個樣子，至于真正的臉，長得好看不好看，那是不相干的。其實中國人一切都如此：只要保全面子，丟臉卻全不在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