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頁
宋代的三位大文豪，也分別在自己的詩篇中，關注過這樣的話題，表達了更為高曠的見解。像歐陽修的《再和明妃曲》裡，說是「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尖鋭地抨擊劉奭，連身邊瑣屑的小事都安排不好，哪裡能夠駕馭得了與匈奴交往這樣的邦國大事？司馬光的《和王介甫明妃曲》裡，說是「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憤慨地譴責劉奭一心耽于享樂，卻又固執無知，莫辨真偽，錯過了期待他寵愛的美女，更令人髮指的是還輕信宦官石顯的誣陷，把忠心耿耿的大臣蕭望之，投入牢獄之中，最終迫使他服毒自殺了。王安石的《明妃曲》裡，卻說是「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雖然同樣都涉及畫工的事兒，含義竟迥然相異，他認為美女的神情與風韻，是很難於描摹出來的，因此畫工的被殺，就顯得有些冤枉了。從這種進行翻案的口氣中，表達了他對於抒發神韻的高度重視。
王昭君受害于畫工接受賄賂的說法，一直流傳至今，在不少的戲劇作品中，都濃墨重彩地渲染着這樣的情節，卻也受到過有力的辯駁。像清代詩人陸耀的《王昭君》，就在開頭的序言中，質疑着開創此種說法的《西京雜記》，認為眾多的宮女，哪能儲藏如許的黃金，而且在肅穆的宮廷中間，誰敢出面去聯絡這非法的交易，難道不怕受到嚴厲的查禁與懲罰？因此斥之為無稽之談。從表面上看來，他此種持論似乎頗有道理，然而在專制帝王的獨裁統治底下，無論多麼冠冕堂皇的規章制度，往往都可以被奸臣扭曲與衝破，只要那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憐愛、姑息和包庇他們就成了。
王安石還在自己的這首詩裡，唱出了「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的聲音。追求知心、知音、知己，是古代一種樸素的平等意識。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並立，為了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都爭着吸收和優待各樣的人才，所以就樂於禮賢下士，誠懇相待，十分的尊重與信任。正像《春秋左氏傳》裡所歸納的那樣，此種「君臣無常位」的競爭狀態，自然會促使在位的諸侯，儘量扮演出寬容、謙遜與親和的姿態，好博得眾多部下的忠心效勞，直至以死相報。
《戰國策》裡描寫過的俠士豫讓，正是最為典型的例子。他曾經臣事過的知伯，在晉國諸卿爭權奪利的內訌中，被趙襄子殺死之後，為了報答知伯對於自己的厚愛，處心積慮地準備刺殺趙襄子，完成自己「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的志向。當他謀刺未成，被趙襄子的衛士抓獲，臨死之前，還鏗鏘有聲地訴說了自己的倫理準則，「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到了秦漢大一統的局面，尤其是漢武帝推行獨尊儒術和罷黜百家的方針之後，就嚴厲地遵循與貫徹「君為臣綱」這樣的奴性哲學，臣子只能對君皇匍匐跪拜，唯唯諾諾，往昔那種萌芽狀態的平等意識和自由理念，逐漸地消隱和喪失，這樣就使得整個的邦國，都籠罩着馴服、緘默、迷信和愚昧的濃霧。
不知道王昭君是否知曉豫讓的這些話語，然而憑着她率真與熱忱的性格，已經這樣去付諸行動了。王安石則肯定會熟悉如此的掌故，並且嚮往着那種美好的境界，才會謳歌她和呼韓邪單于的相親相愛，慶賀她獲得了極為正常的生活。不過王安石憧憬的此種境界，跟自己生活的時代，一切都得遵循等級特權制度的所有規範，就顯得不太協調了，多少有點兒驚世駭俗的意味。這固然引來了非議和攻訐，在李雁湖編纂的《王荊公詩注》裡，曾經引用范沖的話語，痛罵他的這首詩作，「以胡虜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獸而何？」其實是劉奭辜負了王昭君，她才無可奈何地去尋覓自己應該享有的人生。
正統衛道的士大夫范沖，當然不敢責備自己心目中神聖的帝王，卻污衊和咒罵比自己年長四十餘歲的王安石，只能說是奴性十足，而又窮凶極惡。
最可惜的是王昭君歡欣的生活，只維持了很短促的一段時間，因為年齡的懸殊，呼韓邪單于在不久之後，就衰老病故了，留下孤苦伶仃的她，帶著兩個年幼的兒子度日。更讓她感到萬分恐懼的是，得要按照匈奴部落原始的習俗，嫁給呼韓邪單于與原先閼氏所生的長子。一個誕生在長江岸旁的漢族姑娘，怎麼能夠接受這樣落後的規則呢？她于驚悚不安之中，立即向漢成帝劉驁上書，要求回歸祖國，得到的答覆是必須遵從當地的風俗行事。這對於她精神上的打擊，肯定會無比的沉重，促使她很快就憂鬱地死去。
《後漢書‧南匈奴傳》很簡單地記載着這樣的說法，蔡邕的《琴操》則說是，王昭君在難以忍受的憤懣與哀傷中，當時就服毒自盡了。她究竟是怎麼亡故的？或許只有自己可以作出準確的回答，然而她早已長眠在陵墓底下，又怎麼能夠告訴後人呢？不管是什麼樣的結局，她心裡一定會非常的惆悵和痛苦，在無盡的悲傷與惶恐中，告別了曾經眷戀過的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