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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 11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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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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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當時消息還未正式公佈,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於放聲大哭起來。九個月後,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

總理在死後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

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只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麼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鬥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塊徽章 ,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

周恩來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進醫院的,據資料統計,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時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時有三十八天;連續二十四小時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時之內。而從三月中旬到五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他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

一九三四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成員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癒,只好遠走蘇聯。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

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六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而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從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他像老母鷄以雙翅護雛,防老鷹叼食一樣盡其所能保護幹部。

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恩來苦苦說服無效,最後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膛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癱瘓,全國除少數造反派許多人都成了逍遙派,而周恩來始終是一個苦撐派,一個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解。飯都闌及吃,服務員只好在茶杯裡調一點麵糊。

「文革」中幹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捉弄。


  
他坦然一笑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只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被壓得吱吱響,已經出現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

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一九五七年年底,晰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一月初杭州會議,毛說:你脫離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寧會議,毛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八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後,一個靜靜的晚,西廳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枯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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