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義的發端，在於明理。所謂明理，非僅指理論之理，乃情理之理，以情與理相調和。情理二字與理論不同，情理是容忍的、執中的、憑常識的、論實際的，與英文commonsense含義與作用極近。理論是求徹底的、趨極端的、憑專家學識的、尚理想的。
講情理者，其歸結就是中庸之道。此庸字雖解為「不易」，實則與commonsense之common原義相同。中庸之道，實則庸人之道，學者專家所失，庸人每得之。執理論者必趨一端，而離實際，庸人則不然，憑直覺以斷事之是非。
事理本是連續的、整個的，一經邏輯家之分析，乃成片斷的，分甲乙丙丁等方面，而事理之是非已失其固有之面目。惟庸人綜觀一切而下以評判，雖不中，已去實際不遠。
中庸之道既以明理為發端，所以絶對沒有玄學色彩，不像西洋基督教把整個道學以一般神話為基礎按《創世記》第一章 記始祖亞當吃蘋果犯罪，以致人類于萬劫不復，故有耶穌釘十字架贖罪之必要。假使亞噹噹日不吃蘋果，人類即不墮落，人類無罪，贖之謂何，耶穌降世，可一切推翻，是全部耶穌教義基礎，系于一個蘋果之有無。保羅神學之理論基礎如此，不亦危乎‧。人文主義的理想在於養成通達事理之人士。
凡事以近情近理為目的，故貴中和而惡偏倚，惡執一，惡狡猾，惡極端理論。羅素曾言：「中國人于美術上力求細膩，于生活上力求近情。」「In art they aim at being exquisite,and in life at being reasonable.」見《論東西文明之比較》一文在英文，所謂to be reasonable即等於「毋苛求」、「毋迫人太甚」。對人說「你也得近情些」，即說「勿為己甚」。
所以近情，即承認人之常情，每多弱點，推己及人，則凡事寬恕、容忍，而易趨于妥洽。妥洽就是中庸。堯訓舜「允執其中」，孟子曰「湯執中」，《禮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白話解釋就是這邊聽聽，那邊聽聽，結果打個對摺，如此則一切一貫的理論都談不到。譬如父親要送兒子入大學，不知牛津好，還是劍橋好，結果送他到伯明翰。
所以兒子由倫敦出發，車開出來，不肯東轉劍橋，也不肯西轉牛津，便只好一直向北坐到伯明翰。那條伯明翰的路，便是中庸之大道。雖然講學不如牛津與劍橋，卻可免傷牛津劍橋雙方的好感。明這條中庸主義的作用，就可以明中國歷年來政治及一切改革的歷史。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評以再思可矣，也正是這個中和的意思，再三思維，便要想入非非。可見中國人，連用腦都不肯過度。故如西洋作家，每喜立一說，而以此一說解釋一切事實。例如亨利第八之娶西班牙加特琳公主，Froude說全出於政治作用，Bishop Creighton偏說全出於色慾的動機。
實則依庸人評判，打個對摺，兩種動機都有，大概較符實際。又如犯人行兇，西方學者，倡遺傳論者，則謂都是先天不足；倡環境論者，又謂一切都是後天不足。在我們庸人的眼光，打個對摺，豈非簡簡單單先天后天責任各負一半‧中國學者則少有此種極端的論調。如Picasso畢卡索拿Cézanne塞尚一句本來有理的話，說一切物體都是三角形、圓錐形、立方體所拼成，而把這句話推至極端，創造立體畫一派，在中國人是萬不會有的。
因為這樣推類至盡，便是欠庸見commonsense。
因為中國人主張中庸，所以惡趨極端，因為惡趨極端，所以不信一切機械式的法律制度。凡是制度，都是機械的、不徇私的、不講情的，一徇私講情，則不成其為制度。但是這種鐵面無私的制度與中國人的脾氣，最不相合。所以歷史上，法治在中國是失敗的。
法治學說，中國古已有之，但是總得不到民眾的歡迎。商鞅變法，蓄怨寡恩，而卒車裂身殉。秦始皇用李斯學說，造出一種嚴明的法治，得行于羌夷勢力的秦國，軍事政制，紀綱整飭，秦以富強，但是到了秦強而有天下，要把這法治制度行于中國百姓，便于二三十年中全盤失敗。萬里長城，非始皇的法令築不起來，但是長城雖築起來，卻已種下他亡國的禍苗了。
這些都是中國人惡法治、法治在中國失敗的明證，因為繩法不能徇情，徇情則無以立法。所以儒家倡尚賢之道，而易以人治，人治則情理並用，恩法兼施，有經有權，凡事可以「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雖然遠不及西洋的法治制度，但是因為這種人治，適宜于好放任自由個人主義的中國民族，而合于中國人文主義的理論，所以二千年來一直沿用下來，至于今日，這種通融、接洽、討情、敷衍，還是實行法治的最大障礙。
但是這種人文主義雖然使中國不能演出西方式的法治制度，在另一方面卻產出一種比較和平容忍的文化，在這種文化之下，個性發展比較自由，而西方文化的硬性發展與武力侵略，比較受中和的道理所抑制。這種文化是和平的，因為理性的發達與好勇鬥狠是不相容的。好講理的人，即不好訴諸武力，凡事趨于妥協，其弊在怯。中國互相紛爭時，每以「不講理」責對方，蓋預設凡受教育之人都應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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