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明史中第明史中

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 十惡及故犯者不赦。 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 ，不在此限。 」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宥之例，此則不赦者亦得原。 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 自仁宗立赦條三十五，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年間敝政，歷代因之。 凡先朝不便於民者，皆援遺詔或登極詔革除之。 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 弘治元年，民呂梁山等四人坐竊盜殺人死，遇赦，都御史馬文升請宥死戍邊，帝特命依律斬之。 世宗雖屢停刑，尤慎無赦。 廷臣屢援赦令，欲宥大禮大獄暨建言諸臣，益持不允。 及嘉靖十六年，同知姜輅酷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當發口外，乃特命如詔書宥免，而以違詔責廷相等。 四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請頒赦。 帝曰：「赦乃小人之幸。 」不允。 穆宗登極覃恩，雖徒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許放還，蓋為遷謫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 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臓吏，揭諸司犯法者于申明亭以示戒。 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 ，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使自省。 不悛，論如律。 累頒犯諭、戒諭、榜諭，悉象以刑，誥示天下。 及十八年《大誥》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 」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 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潤、王謨被征不至，皆誅而籍其家。 「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科所由設也。 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 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 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郭桓為誅首。 郭桓者，戶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核臓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時咸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 或以為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先是，十五年空印事發。 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以道遠，預持空印文書，遇部駁即改，以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 寧海人鄭士利上書訟其冤，復杖戍之。 二獄所誅殺已過當。 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然時引大體，有所縱舍。 沅陵知縣張傑當輸作，自陳母賀，當元季亂離守節，今年老失養。 帝謂可勵俗 ，特赦之，秩傑，令終養。 給事中彭與民坐系，其父為上表訴哀。 立釋之，且免同系十七人。 有死囚妻妾訴夫冤，法司請黥之。 帝以婦為夫訴，職也，不罪。 都察院當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減數人死。 真州民十八人謀不軌，戮之，而釋其母子當連坐者。 所用深文吏開濟、詹徽、陳寧、陶凱輩，後率以罪誅之。 亦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 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撲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 」尚書開濟議法密，諭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 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慚謝。 參政楊憲欲重法，帝曰：「求生於重典，猶索魚于釜，得活難矣。 」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 」太祖曰：「不然。 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 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 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 」寧慚而退。 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 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謂善治乎？」蓋太祖用重典以懲一時，而酌中制以垂後世，故猛烈之治，寬仁之詔，相輔而行，未嘗偏廢也。 建文帝繼體守文，專欲以仁義化民。 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  
成祖起靖難之師，悉指忠臣為奸黨，甚者加族誅、掘塚，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勾伍不絶也。 抗違者既盡殺戮 ，懼人竊議之，疾誹謗特甚。 山陽民丁鈺訐其鄉誹謗，罪數十人。 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 永樂十七年，復申其禁。 而陳瑛、呂震、紀綱輩先後用事，專以刻深固寵。 於是蕭議、周新、解縉等多無罪死。 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間示寬大。 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並罷其職。 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即戮之，刑部為覆奏。 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 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謂金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 ，朕不難從善也。 」因召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 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 故死刑必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為酷吏而不愧。 自今審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 」洪熙改元，二月諭都御史劉觀、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為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輒論誹謗，身家破滅，莫復辨理。 今數月間，此風又萌。 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奈何禁誹謗哉？」因顧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 」於是士奇承旨，載帝言於己丑詔書云：「若朕一時過于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製。 文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絶人嗣續。 有自宮者以不孝論。 除謀反及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法。 告誹謗者勿治。 」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 宣德元年，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殺夫之冤，帝切責刑官，尚書金純等謝罪 ，乃已。 義勇軍士閻群兒等九人被誣為盜，當斬，家人擊登聞鼓訴冤。 覆按實不為盜。 命釋群兒等，而切責都御史劉觀。 其後每遇奏囚，色慘然，禦膳為廢。 或以手撤其牘，謂左右曰：「說與刑官少緩之。 」一日，禦文華殿與群臣論古肉刑，侍臣對：「漢除肉刑，人遂輕犯法。 」帝曰：「此自由教化，豈關肉刑之有無。 舜法有流宥金贖，而四凶之罪止於竄殛。 可見當時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濫及也。 況漢承秦敝，挾書有律，若概用肉刑，受傷者必多矣。 」明年，著《帝訓》五十五篇，其一恤刑也。 武進伯硃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人，余皆道死。 」帝怒，命法司窮治之。 帝寬詔歲下，閲囚屢決遣，有至三千人者。 諭刑官曰：「吾慮其瘐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是時，官吏納米百石若五十石，得贖雜犯死罪，軍民減十之二。 諸邊衛十二石，遼東二十石，于例為太輕，然獨嚴臓吏之罰。 命文職犯臓者俱依律科斷。 由是用法輕，而貪墨之風亦不甚恣，然明制重朋比之誅。 都御史夏迪催糧常州，御史何楚英誣以受金。 諸司懼罪，明知其冤，不敢白，迪竟充驛夫憤死。 以帝之寬仁，而大臣有冤死者，此立法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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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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