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戰國策第戰國策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捲，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 《唐藝文志》，劉向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篤《論》時尚存。 今所傳三十三卷。 《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印本存者有十篇。 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詳所謂。 延篤《論》，今亡矣。 其未曾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讀。 其浙、建小字刊行者，皆南豐所校本也。 括蒼耿氏所刊，鹵莽尤甚。 
宣和間，得館中孫固、孫覺、錢藻、曾鞏、劉敞、蘇頌、集賢院共七本，晚得晁以道本，並校之，所得十二焉。 如用「埊」、「」字，皆武后字，恐唐人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字，殊不可解。 竇蘋作《唐書》，釋武后用「埊」字雲「古字，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埊」乃古‘地”字。 又「埊」字，見《亢倉于》、《鶡冠子》，或有自來，至于「」字，幽州僧行均《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
太史公改採九十三事，內不同者五。 《韓非子》十五事，《說苑》六事，《新序》九事，《呂氏春秋》一事，《韓詩外傳》一事，後甫謐《高士傳》三事，《越絶書》記李園一事，甚異。 如正文遺逸引《戰國策》者，司馬貞《索隱》五事，《廣韻》七事，《玉篇》一事，《太平禦覽》二事，《元和姓纂》—事，《春秋後語》二事，《後漢地理志》一事，《後漢》第八《贊》一事，《藝文類聚》一事，《北堂書鈔》一事，徐廣注《史記》一事，張守節《正義》一事，舊《戰國策》一事，李善注《文選》一事，省今本所無也。 至如「張儀說惠壬」，乃《韓非子初見秦》書，「厲憐王」引詩，乃《韓詩外傳》，既無古書可以考證，第嘆息而己。 某以所聞見，以為集注，補高誘之亡雲。 上章執徐仲冬朔日，會稽姚寬書。 
吳師道戰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病之。 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 後漢高誘為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疏略繆妄，乃序次章條，補正脫誤，時出己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思嘗並取而讀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謬妄，則鮑氏自謂也。 東萊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 若其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詳焉。 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善於闕疑。 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 古書字多假借，音亦相通。 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闕焉可也，豈必強為傅會乎？
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漢志》、《說文》、《集韻》，多摭校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 《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鑒》諸書亦莫考。 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 顧乃極詆高氏以陳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鑒》謂《史》失其次也。 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 《韓非子》說秦王以為何人，魏惠王盟臼裡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卿，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 謂張儀之誑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恕，張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訑為不可廢，陳軫為絶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聶政為孝，樂羊為隱忍，君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悖義害正之甚者。 其視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 
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 同時剡業姚宏亦注是書，雲得會稽孫樸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註，是正存疑，具有典則。 《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 近時，浚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 以王之博洽，知其未限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 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 」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
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 子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 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 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 」愚有焉爾。 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 是，雖芻區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 屈何擇于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 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 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吳師道曾序跋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 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 曾氏譏之，以為「惑流俗而不篤于自信」。 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于天下」。 其論正矣。 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 《策》乃史家者流，善惡兼書，初無抉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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