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為了防止中晚唐以來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奪取後周政權後的第二年就採用趙普的建議，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等人的兵權。 此後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國精兵于京師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師的駐兵輪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將帥之間發生深厚的關係。 又把京師的禁兵分給殿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統領，使禁軍將官的權力因而削弱。 同時設置樞密使，掌調發國內軍隊之權。 這樣，「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 京師之兵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見何坦《西疇老人常言》)。 北宋王朝這些措施在防範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時也大大削弱了軍隊的作戰能力。 加以北宋歷朝皇帝對武將的猜忌，在邊疆有事時每派宦者監軍，多方牽制；或自畫陣圖，遙授軍機，使將帥不能因地制宜，隨機應變。 因此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對遼的高梁河之役開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滅，在對遼、西夏和女真的歷次戰役中，几乎沒有一次不是以喪師失地結束的。 這就使北宋比之我國歷史上的其他統一王朝表現得特別軟弱。 在遼、西夏和女真的軍事威脅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禮，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桿來。 北宋文學就是在人才最盛的從慶歷到元豐(1041——1085)期間，也沒有象西漢賦家或盛唐詩人所表現的開廓恢宏的氣象，歸根到底是這種政治形勢所決定的。 
由於軍隊的缺乏作戰能力和對外戰爭的接連失敗，北宋王朝每年要向遼和西夏交納幾十萬兩匹的銀絹，使國內人民，主要是農民階級，在徭役、賦稅的沉重負擔之下，還兼受遼、夏貴族的剝削。 北宋王朝認為遼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蘇軾《富鄭公神道碑》)。 因此它不僅沒有積極加強防禦力量，取消或減輕歲幣來緩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圖以對外的一味妥協，集中力量，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 北宋王朝在軍事部署上一反歷代統一王朝的作法，採取「守內虛外」的政策，在邊境只駐有僅僅可資防守的部隊，把大部分軍隊駐屯在國內衝要地區，專力防範農民的反抗。 為了防止農民的迫于饑寒，鋌而走險，北宋王朝每當荒年還大量招募饑民來當兵，從而使軍隊的數額不斷擴大，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加深了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 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順就在蜀中起義。 到宋仁宗即位以後，先後爆發了王倫、王則等的起義，北宋對西夏的戰爭又接連失敗，促使一部分正視現實的文人如范仲淹、歐陽修等，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提出了厚農桑、減徭役、明黜陟、抑僥倖等改良政治的主張，企圖以此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 他們的政治主張遭到呂夷簡、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對，形成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這就是慶歷黨爭。 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於「冗兵」、「冗官」和「冗費」的巨大開支，農民負擔過重，而品官形勢戶、大地主和大商人卻乘機兼併，大發橫財，階級矛盾又趨激化，新黨王安石的變法運動就在這時產生。 他的青苗、方田、均輸、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馬光、蘇軾等舊黨的反對，從而形成長期的新舊黨爭。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中展開的。 
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對文人的待遇就優厚得多。 宋朝文官有優厚的俸給，在離職時也還可以領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這樣。 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長官，也几乎都是文人擔任。 這對於提高當時文人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效忠於北宋王朝，收到了效果。 然而在北宋龐大官僚機構裡的各種文官，他們的力量也往往互相抵消。 北宋王朝為了防止宰相的專權，在宰相之下又設參知政事，並以樞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軍事大權和財政大權。 在中書、樞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諫，在州郡長官之外又設通判，使彼此互相牽制。 這就使當時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難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時彼此爭論不休，卻很難制定有效的對策。 「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這是後人對於他們的尖鋭諷刺。

第225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