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羅馬帝國興亡史第羅馬帝國興亡史

但是，關於尼祿所進行的大迫害活動的記述還不能就此結束，我們還必須作出幾點說明，以期解開有關此一問題的幾個疑團，併為瞭解其後的教會的歷史演變提供一些線索。 
1．疑心最重的批評家也不得不承認上述這一離奇事件的真實性，以及塔西佗這段着名記述的可靠性。 前一點已經為勤奮和治學謹嚴的蘇埃托尼烏斯所證實，他也提到過尼祿曾對一個新的罪惡的教派基督教徒進行過懲罰。 可為後一點作證的則有：一些說法相同的古老的手稿；塔西佗的那無法模仿的獨特風格；他的可以保證他的着作不致被狂熱分子篡改的那崇高的聲望；以及他那段記述的主要精神，雖曾指控第一批基督教徒罪惡滔天，卻絲毫並未暗示他們有任何異乎常人的超凡的或甚至奇異的能力。 
2．儘管塔西佗有可能出生於羅馬大火的前幾年，他也只能通過閲讀史料和從別人的談話中瞭解到在他幼年時期發生的那一事件。 但他卻曾一直沒沒無聞地生活了許多年，直到他的天才已完全成熟之後，他才開始為公務獻身，但當他由於對高尚的阿古利科拉的出於感激之情的懷念，寫出使千載之後的人也將為之震奮，並受到教育的最早的一部分歷史篇章時，他已是40多歲了。 
在以阿古利科拉的傳記和日耳曼人簡史一試身手之後，他開始設想，並最後完成了一部更加宏偉的巨着——自尼祿敗亡至涅爾瓦即位的30卷本羅馬史。 涅爾瓦的治理迎來了一個公正和繁榮的時期，塔西佗的晚年便完全用以撰寫這段時期的歷史；但是當他更仔細地研究了他要寫的題材之後，或許他感覺到從自己的榮譽和免遭人怨來考慮，與其頌揚在朝的專制帝王的美德，倒不如去記述昔日的暴君的罪惡，因而他決定以編年史的形式描繪了奧古斯都前後相繼的四代帝王的行跡。 要將80年間的各種歷史事實蒐集起來，整理、剪裁和潤色成一部不朽的着作，使這部史書中的每一句話都包含着真知灼見，並描繪得唯妙唯肖，這樣一件工作甚至對像塔西佗這樣的一位天才來說，也完全足以消耗掉他的大半生的時間了，在圖拉真統治末期，當這位戰功顯赫的君王把羅馬的勢力擴展到它的舊的疆域之外的時候，這位歷史學家卻在他的編年史第二和第四兩卷中描寫了提比略的暴政；而當塔西佗按照預定的程序還沒來得及寫到首都大火和尼祿對不幸的基督教徒的殘酷行徑的時候，哈德良必是已經繼承王位了。 
其間相距僅僅60年，作為編年史家他有責任接納當代人的各種觀點；但是，作為一位哲學家，他在悉心研究那個新教派的起源、發展和性質的時候，卻很自然地不得不拋棄尼祿時代的認識或偏見，而以哈德良時代的一般見解為依據。 3．塔西佗常常信賴讀者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把許多中間環節的事實和觀點，留給讀者自己去補充，而由於過分注意文字簡潔，自己也想著略去為好。 因此，我們可以大膽設想必有什麼特殊原因導致了尼祿對基督教徒的殘酷迫害，否則，按當時的基督教徒們的隱秘生活和他們的清白無辜來看，他們原不可能會觸怒尼祿，甚至也不會引起他的注意的；在故鄉備受壓迫，那時大量聚居在首都的猶太人顯然更容易引起皇帝和民眾的懷疑：何況一個已經感到對羅馬的壓迫忍無可忍的被征服的民族，不惜採取最殘酷的手段來報此深仇大恨，似乎並不是決不可能的事。 但是，猶太人在皇宮裡，甚至在暴君的心腹中都有很有權勢的辯護人；尼祿的皇后和情婦，美麗的波培婭以及一個受寵的猶太族演員，已經在為這個惹人厭惡的民族說情。 現在為了讓猶太人不受懲罰，便必須另找到一些替罪羊，於是也就很可能馬上有人提出，雖然真正的摩西信徒與羅馬大火沒有關係，他們當中卻產生了一個有害的新教派加利利派，這個教派可是什麼罪惡活動都幹得出來的。 
在加利利派這個名稱之下，有行為和信仰都截然相反的兩類人被混為一談了：一類是拿撒勒的耶穌的信奉者，一類是高盧人猶大的狂熱信徒。 
前一類人是人類的朋友，後一類才是人類的敵人；他們之間的唯一相似之處在於，在捍衛自己的信仰方面他們都從來決不讓步，因而使得他們對死亡和殘酷折磨全然無所畏懼。 猶大的追隨者在煽動起自己的同胞進行叛亂之後，很快全都葬身于耶路撒冷的廢墟之中，而後來普遍被稱為基督教徒的耶穌的信徒卻遍佈在整個羅馬帝國各地。 處在哈德良時代，塔西佗竟把這類原應更公正、更合理地歸之於一個几乎已被人完全淡忘的邪惡教派的罪行和災難歸之於基督教徒，實在是再自然不過的事！4．不管人們對這種猜想（因為這實際只不過是一種猜想）抱著什麼看法，非常顯然，尼祿對基督教徒進行迫害所產生的後果，包括它的原因都僅限于羅馬城的區域之內；加利利派或基督教徒所信奉的教義本身從來不曾成為懲罰或甚至加以追究的的罰證；以後，由於他們曾在較長時間內遭受苦難的觀念一直和殘暴和無理虐待的觀念連繫在一起，後來繼位的幾位較為溫和的皇帝便都傾向于儘量寬容這個曾長期受到一個始終與善良和無辜的人為敵的暴君壓迫的教派。 
值得注意的是，耶路撒冷的廟宇和羅馬的太陽神廟几乎是同時毀于戰火之中；看來也同樣讓人感到奇怪的是，信徒們自願向耶路撒冷神廟所作的捐獻，竟然被一個橫暴的征服者挪作修復和裝飾太陽神廟之用。 羅馬帝王向猶太人普遍徵收了人頭稅；雖然每個個人所繳稅額十分有限，但這筆稅款所派的用途以及徵斂手段之嚴厲，卻使人認為是一項讓民眾不堪其苦的苛政。 由於稅務官們對許多和猶太人既無血緣關係也無宗教關係的人都可以任意照樣收稅，那麼那些原來借猶太教堂為庇護所的基督徒們自然不可能逃脫了那種貪婪的勒索。 基督教徒一向就唯恐沾惹上偶像崇拜的嫌疑，他們的良心自然不容許他們去為一個以太陽神廟朱庇特的身份出現的魔鬼儘力。 
由於基督教徒中儘管數目日減，卻仍有相當數目的人依舊信奉摩西的戒律，他們想掩飾自己的猶太人出身的努力是很容易被行過割禮的事實立即加以揭穿的；而羅馬政府的地方官員也沒有功夫去研究這兩派教義上的差異。 在被帶到皇帝的，看來更有可能是猶太巡撫的，法庭上受審的基督教徒中，據說曾有兩個人，以其出身論，甚至比那些最偉大的君主還要更高貴得多。 他們是基督的親兄弟使徒聖猶大的兩個孫子。 
他們本來具有的繼承大衛王位的資格也許很可能會引起民眾的尊敬，從而招致巡撫的猜疑；但他們衣着的破舊和談吐的平庸很快便使巡撫相信，他們既無意也全然無能擾亂羅馬帝國的安寧。 他們公開承認了自己的王室血統以及他們和救世主的近親關係；但他們否認有任何世俗的想法，聲稱他們希望建立的王國是純屬精神世界的天國。 
當被問到他們的財產和職業的時候，他們伸出了那由於每日辛勤勞動而長滿老繭的雙手，說他們完全靠耕種為生，他們在科卡巴村莊附近有一塊面積約24英畝的土地，價值約9000德拉克馬，或約300英鎊。 於是，這兩個聖猶大的孫子便被巡撫在既憐憫又鄙視的心情之中釋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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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帝國興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