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基雅弗利深切知道他的種種惡行,卻這樣下結語:「如此,回顧公[凱薩]的全部行為,我找不出絲毫可指責的地方;反而像我在前面所說,我感覺理當把他看成是一切靠命運、藉他人武力掌握到大權的人要效法的榜樣。 」 書中有一章:「論教會公國」,很有味;據《羅馬史論》裡所講的話看來,這一章分明隱瞞了馬基雅弗利的部分思想。 隱瞞的理由當然在於《邦主鑒》特意要討好梅狄奇家,而且當書脫稿的時候,一個梅狄奇家的人又剛剛作了教皇(列奧十世)。 他在《邦主鑒》中說,關於教會公國,唯一困難就在獲取,因為既取得後,便受到古來的宗教習慣庇護,有這些宗教習慣,教會公國邦主不管如何作為也能保住大權。 這種邦主不必要有軍隊(馬基雅弗利如此說),因為「他們為人心不能普及的崇高大義所支持」。 他們「受神的稱揚與維護」,「議論他們,那恐怕是狂妄無知的人辦的事」。 他繼續寫道,雖說如此,仍舊容人考問,亞歷山大六世把教皇俗權如此擴大,憑的是什麼手段。 《羅馬史論》中關於教皇權力的議論比較詳盡,也比較真誠。 在這裡,他首先把著名人物排成道德上的七級。 他說,最上等人是宗教始祖;其次是君主國或共和國的奠定者;然後是文人。 這些人是好人,而破壞宗教的、顛覆共和國或王國的、以及與美德或學問為敵的人是惡人。 凡建立專制政治的人非善類,包括凱撒在內;從相反方面講,布魯圖斯是好人。 (這種見解與但丁的見解之間的分歧,顯示出古典文學的影響)。 他主張宗教在國家中應當占顯要地位,這並不以宗教的真實性為理由,而是把它當作社會聯結紐帶;羅馬人做得對: 他們假裝信占卜,懲治那些輕視占卜的。 馬基雅弗利對當時的教會有兩點指責:第一,教會通過自己的惡行,傷害了宗教信仰;第二,教皇的俗權及俗權引起的政策,妨礙意大利統一。 這兩點指責表說得很痛切有力:「人同我們的宗教首腦羅馬教會越接近,信仰越不虔誠。 ……它的毀滅和懲罰臨前了。 ……我們意大利人虧賴羅馬教會和它的祭司,才成了不敬神的敗類;但是我們還受它一件更大的恩惠,一件終將成為我們毀滅根苗的恩惠,那就是這教會使我們國家弄成四分按這樣幾段文字看來,必須認為馬基雅弗利讚賞凱薩‧鮑吉亞,無非是讚賞他的手腕,不是讚賞他的目的。 在文藝復興時代,人對高妙手腕和帶來名聲的行為備極讚歎。 這類感情當然向來一直就存在;拿破崙的敵人中有不少熱烈歎服他是個將才。 但是在馬基雅弗利時代的意大利,對於機巧的那種準藝術欣賞式的讚美,大大超過以前和以後各世紀。 要是把這種讚美跟馬基雅弗利認為重要的大政治目標看成一致,那就錯了。 愛手腕和求意大利統一的愛國願望,這兩樣事在他的心中並存着,毫不融會。 所以他能夠頌揚凱薩‧鮑吉亞的精明,卻怪罪他不該讓意大利閙得分崩離析。 應當設想,依他之見十全的人物就是論手段聰敏而無忌憚如同凱薩‧鮑吉亞,但是抱著不同目標的人。 《邦主鑒》結尾聲聲動人地呼籲梅狄奇家將意大利從“蠻人」(即法蘭西人和西班牙人)手中解放出來,這些人的統治「發惡臭」。 他預料人擔當這種事業,不會是出於非自私的動機,而會是出於愛權勢心,更重的是好名望心。 關於邦主的行為方面,《邦主鑒》直言不諱地否定一般公認的道德。 作邦主的如果總是善良,就要滅亡;他必須狡猾如狐狸,兇猛像獅子。 書中有一章(第十八章),標題是「邦主必如何守信義」。 裡面講,在守信有好處時,邦主應當守信,否則不要守信。 邦主有時候必須不講信義。 「但是必須會把這種品格掩飾好,必須作慣于混充善者、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人們全那麼頭腦簡單、那麼容易順從眼前需要,因此欺騙人的人總會找到願意受欺騙的人。 我只舉一個近代的實例。 亞歷山大六世除騙人外一事不幹,他旁的什麼事也不想,卻還找得到騙人的機會。 再沒有誰比他更會下保證,或者比他發更大的誓來斷言事情,可是再也沒有誰比他更不遵守保證和誓言了。 然而因為他深懂得事理的這一面,他的欺騙百發百中。 所以說,為邦主的並不必要條條具備上述的品質[各種傳統美德],但是非常有必要顯得好像有這些品質。 」 他接下去說,最主要的是邦主應當‧顯‧得虔信宗教。 《羅馬史論》在名義上是對李微歷史著作的論評;它的語調與《邦主鑒》大不相同。 有整章整章,看起來几乎像出自孟德斯鳩的手筆;這書的大部分讓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者來讀也會讚許。 明言闡述了「約制與均衡」說。 君主、貴族和平民皆應在憲法中各占一份;「那麼這三個勢力就會彼此交互約制住。 」萊庫格斯確立的斯巴達憲法最佳,因為它體現了頂完全的均衡;梭倫的憲法過分民主,結果造成比西斯垂塔斯的僭主政治。 羅馬的共和政體是好政體,這由於元老院和平民的衝突。 第214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 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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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史》
第2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