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西方哲學史第西方哲學史

針對這種枯燥無味的經院主義的方法，當時曾有以聖伯納德為領袖的一次強大的神秘主義。 聖伯納德的父親當過騎士，死於第一次十字軍。 他本人曾當過西多教團的修道僧，並于公元1115年時任新建的克萊爾伍歐修道院院長。 他對以下幾項教會政治很有影響——扭轉局面使之於敵對教皇不利，打擊意大利北部和法蘭西南部的異端，將正統教義的壓力強加于大膽的哲學家之上；和鼓動第二次十字軍。 在攻擊哲學家時，他一向是成功的；但自從第二次十字軍瓦解後，他便失去了吉勒伯特‧得‧拉‧波瑞的信任。 吉勒伯特‧得‧拉‧波瑞過分贊同鮑依修斯致使我們這位聖者風度的異端攻訐者頗感不平。 聖伯納德雖是個政客和頑固派，但卻是一個具有純正的宗教品質的人。 他寫的拉丁文讚美詩極其優美。 ①在受到他影響的人們中間，神秘主義逐漸取得了統治地位，並終於變為有些象弗羅拉人約阿希姆（死於公元1202年）的異端學說。 然而約阿希姆的影響卻屬於以後的時代。 聖伯納德和他的追隨者並不在推理中，而是在主觀經驗和沉思默想中尋求宗教的真理。 阿貝拉德與伯納德二人可能是各有所偏了。 
伯納德，作為一個宗教神秘主義者，對教廷醉心于俗世事務感到非常痛心，但同時對俗界的權力也頗為厭惡。 他雖鼓動過十字軍，但卻似乎不瞭解戰爭需要組織，不能單憑宗教熱誠來指揮。 他經常抱怨着說：人們醉心于「查士丁尼法典，而不是上帝的律法。 」他曾為教皇使用武力保護自己的領地，而感到驚愕。 他認為教皇的作用在於靈性方面，因而他不應該試圖進行實際的統治。 不過這種觀點是結合著對教皇的無限崇敬的。 他稱教皇為「主教之王，使徒的繼承者，具有亞伯的首位權，諾亞的統治權，亞伯拉罕的族長權，麥基洗德的等級，亞倫的尊嚴，摩西的權威，在士師上是撒母耳，在權柄上是彼得，在塗油上是基督。 」聖伯納德種種活動的總的結果，當然是大大地提高了教皇在俗界事務中的權力。 
撒利斯伯利人約翰，雖不是一個重要的思想家，但卻寫了一本漫筆錄，這對我們認識他所處的時代是很有價值的。 他曾三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秘書，其中一度曾作過貝克特的秘書；他是哈德里安的朋友；晚年作過沙爾特的主教，並于公元1180年死於該地。 對於宗教信仰以外的事，他是一個具有懷疑氣質的人。 他自稱是一個學院派（就象奧古斯丁用這個詞的意義一樣），他對於國王們的尊敬是有限度的，他說「一個目不識丁的國王不過是一匹頭戴王冠的驢子。 」他很敬視聖伯納德，但卻深知伯納德調和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企圖終必失敗。 他仰慕阿貝拉德，但卻譏笑他的共相論，同時他對羅塞林的共相論，也持有同樣的態度。 他認為邏輯是學問的良好階梯，但其本身卻是無生氣的和無所孕育的。 他說亞里士多德，即便在邏輯方面，也還有改進的餘地；對古代作家的尊敬不應當妨害理性的批判運用。 對他來說柏拉圖仍是「哲學家中的王。 」他結識了大部分和他同時代的博學之士。 並時常友誼地參加一些經院哲學的辯論。 有一次他到一所三十年前到過的哲學學院去參觀，發現他們仍在討論着同樣問題，他不禁為之哂笑一番。 他經常出入的社會在氣氛方面很象三十年前牛津大學的膳後休息室。 在他行將終老的年代裡，那些寺院附屬學校都讓位給大學了，從那時起，大學——至少在英格蘭是這樣的——一直延續到今日。 
公元十二世紀中，翻譯家為西歐學生譯出的希臘書籍逐漸增多，這種譯本有三大主要來源：君士坦丁堡，帕勒爾摩和投雷多。 其中以投雷多最為重要，但出自這裡的譯本往往不是直接由希臘原文翻譯的，而是由阿拉伯文轉譯的。 公元十二世紀上半期的後半，投雷多大主教雷蒙德創辦了一所翻譯者學院，收到很大效果。 公元1128年威尼斯人雅各譯出了亞里士多德的《分析篇》、《正位篇》、《詭辯駁斥篇》；只是西方哲學家都感到《分析論後篇》不易瞭解。 卡它尼亞人亨利‧阿利斯提帕斯（死於公元1162年）翻譯了柏拉圖的《斐多篇》和《美諾篇》，但是他的譯文卻沒有立即產生影響。 公元十二世紀人們雖對希臘哲學知道得不全面，但一些博學之士已認識到其中還有許多東西有待于西方去發掘。 那時曾有過一種獲取古代全面知識的渴望。 正統教義的桎梏並不象有時想象得那樣嚴重；人們還可以著書立說，而于必要時經過充分的公開討論，撤消其中的異端部分。 當時，大多數哲學家都是法蘭西人，法蘭西作為反對皇帝時舉足輕重的力量，對羅馬教廷來說是很重要的。 不管碩學的教士中間出現過什麼神學的異端他們卻几乎全體都是政治上的正統派。 只有布累斯齊亞人阿諾德是一個例外，這就更顯得他殊深惡劣。 從政治上來講，我們可以把整個初期經院哲學，看作整個教會爭奪政權中的一個派生物。 
第十二章
公元十三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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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