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自由與權力第自由與權力

假如在教會團體內外有這樣一些人(我過去聽說過，現在我則確信他們存在)，他們從這份《評論》的存在中尋得了慰籍，帶著充滿希望的關切，注視着它順利而短暫的旅程，確信它是一個標誌，說明通過學習而在他們的頭腦中積累起來、並由良心轉換成不可侵犯的信念的知識，不僅得到天主教徒的寬容，而且可以被合理地當作他們教義的真正本質；他們願意接受它的原則，作為解決他們在天主教教義中看到的難題的一條可能途徑，甚至打算把《評論》的命運視為檢驗我們教會組織真正精神的試金石；或者他們認為，它的繼續存在給了他們希望，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避免全體一致所造成的勢不可擋的壓力，在一定範圍內保護知識和自由的增進以抵抗其敵對勢力，也為他們自己提供某些庇護。 因為它作為一種輔助力量的影響不管多麼微弱，它都將因其立場而首當其衝地遭到打擊，因此可以使其他人免受他們所擔憂的審查。 當他們不願暴露他們自己的思想時，他們從它的自信中受到激勵，從它的真誠中得到一種滿足；或者，若它的中和精神沒有滿足他們的熱情，他們也從它的身上發現了一種有益的限制。 他們如果不是天主教徒，它則引導他們不那麼苛刻地對待教會；如果是天主教徒，則它使他們對教會的忠貞更為堅定——對於所有這些人，我想說，它所贊成的原則不會隨着它的停辦而消亡，而是會找到它們的堅定不移的擁護者，並在某個注定的時刻取得勝利。 真理，在最終證明它本身是教會教義的合法產物之前，不得不在前進的道路上苦苦掙扎，擺脫敵對習慣和傳統的層層圍截，不僅要從公開的敵人那裡，而且要從不足以保衛它們的友善教徒中，把它解救出來。 從教會建立之初，這就是它的本性的一條法則。 可以說，在每一項艱辛的事業中，先聲奪人的總是那些對分歧沒有影響的人，而真正的勝利者好比羅馬軍團的特裡阿里人，總在後面耐心等待，毫不動搖，直至危機召喚他們前行。 
這樣的時刻似乎已經到來。 歐洲大陸的教士們為宗教學識所作出的一切努力，為如今那些遭到質疑的真理提供了證據，而一位天主教徒所寫的每一本有關真正科學的著作都壯大了它們的力量。 偉大作者的榜樣比許多學術討論使他們的事業變得更為強大。 當分裂天主教徒的對立原則得到清晰的闡釋後，理論的使命便告完成，《評論》的大部分工作已經做完。 剩下的事情是，已被理解的原則應轉變為實踐，應當從爭論的場所轉變為著述的道德法典。 在那種情形下，它們的有效性將會得到承認，它們將不再是令人恐惶的對象。 那些因為聽到他們的方法陳舊徒勞無功而感到憤慨的人，經驗將使他們認識到，另一派的工作對宗教所作的貢獻，比他們自己企圖完成的貢獻更為重要，實踐將贏得被理論所否認的同意，人們將學會在果實中品評胚芽未揭示給他們的價值。 因而，對於那些對羅馬教廷的聲音表現出惡意的欣喜或不公正的沮喪的人們，我要為他們的思想指明天主教知識發展的前景，它已十分強大，既不會被阻止也不會被消滅。 倘若《國內外評論》的精神確實激勵着那些與它志同道合的人，則它的消失既不會動搖他們的原則，也不會動搖他們的信心和他們的希望。 它只是一個永不消滅的思想之局部的和暫時的體現，是一盞仍在平靜的教會思想家心中駐留和燃燒的明燈所反射出的一縷微光。 
[1]這篇論文首次發表於The Rambler，New Series，Ⅳ(January，1864)，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Co.，1907)，pp.461—91．
[2] Lamennais，Correspondence，Nouvelle edittion(Pads：Didier)．
[3] Ibid，April 12 and June 25，1830．
[4] Ibid.，March 30，1831．
[5] Ibid，May 8 and June 15，1829．
梵蒂岡公會議 
[1]1864年秋，亦即《邪說彙編》問世不久前，庇護九世向世人表示欲召集一次大公會議的意圖。 這兩項主要措施，意在恢復羅馬教廷的宗教及世俗權力。 召開大會的想法剛提出來時，並沒有人表示贊同。 法國主教持反對意見，他們有法國佔領軍的支持，說話便很有權威。 後來，《邪說彙編》推動了教皇至上論觀點的傳播，局勢發生了轉變，他們便復活了他們曾經反對的這項計劃。 那些感到其勢力因此變化而受到損害的人們也規勸自己贊同這項計劃：他們認為羅馬教廷要比它的一些黨羽多一些審慎，主教大會要比教士與平信徒較少走極端。 他們抱著這樣一種希望，主教會議將會抑制住無節制的狂熱，這種狂熱在很大程度上是直接反對他們自身秩序的，而且它將會做出對天主教義的真正解釋，以緩和從激烈的爭吵和低劣辯護士的謬誤中滋養出來的仇恨。 他們接受了《邪說彙編》，但是期望認可他們對它的闡釋。 那些曾成功地賦予《邪說彙編》一種可接受的闡釋的人們，如果能夠在教皇面前一齊為此辯護，那些危害教會的主張便可以永遠地被壓制住。 
在爭取世俗權力的鬥爭過程中，曾經有人問過這樣一個切中肯綮的問題：那些在鬥爭中頭腦精明、境界高遠的傑出鬥士，怎麼會讓自己去證明他們的學說所譴責的一種統治體制的正當性呢‧當時的解釋是，他們所作出的犧牲以後是會有回報的，在教皇最需要時幫助他，是在確立一項權利要求，這將使他們在境況好轉的日子裡變得不可抗拒，那時他們就會要求採取和解與改革的重大行動。 在這些人看來，收穫他們付出辛勞的成果的時刻，似乎已經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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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權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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