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巴菲特第巴菲特

但是喪母的丹利在戰後的多數時間裡都獃在巴菲特家，那段時間丹利的父親去日本起訴戰犯了。 兩個孩子一起彈奏音樂，沃倫在尤克里裡琴上亂彈一氣，而丹利則演奏鋼琴。 後來他們都發現熱愛科學的丹利和對商業感興趣的沃倫之間有着一種共同的語言——數字。 他們會在一起計算幾手撲克里的輸贏機會，或是在一間有幾個人的屋子裡，有兩個人生日同天的機率。 
或是丹利快速講出一堆兩位數，等着沃倫脫口說出它們之和。  
在他們高年級的時候，丹利花25塊錢買了一個舊的彈子球機，沃倫和他整日地玩。 機器常常出故障，於是丹利就修理一番，沃倫也因此深深佩服他這位朋友的機械技能。 後來沃倫有了個主意：為何不把機器放在威斯康裡大街的理髮店裡，然後把它租出去呢？ 
沃倫找到了理髮師，兩人達成了五五分成的協議。 第一天他們就用這機器賺了14元錢。 大約一個月之內，沃倫和丹利就在三家理髮店裡設置了彈子機。 生意火極了，他們又擴大到7家，沃倫——彷彿生活在現實生活的幻想 
中——想出了一個名字：威爾森角子機公司。 「後來，我們每週掙50美元，」 
他回憶道，「我從未夢想過生活會是如此美好。 」 
威爾森角子機公司有自然的人員分工。 沃倫為機器籌措主要的資金，二手貨的拱形遊戲機每件需花25美元到75美元不等。 丹利負責修理它們，沃倫記帳而且還打印出每月的財務情況報表。 如果機器出故障了，理髮師們就馬上通知丹利——機器總在出毛病——兩人就會立即出現在丹利那輛卸掉后座的1938年產的別克車上。 
由於擔心彈子球生意會被流氓地痞控制，沃倫堅持在小的、遠離大路的地方選址。 同時他和丹利總是暗示，他倆只不過是一個不可輕視的企業的跑腿人。 巴菲特回憶道： 
理髮店主總是催促我們進新機器，我們就對他們說這得和老闆商量。 我們偽裝我們只不過是被僱來搬搬機器，數數錢的夥計。  
他們每週都巡察一番，有時也帶上丹利的女朋友，諾馬爾。 讓。 瑟斯頓。  
沃倫總是回到車裡，津津有味地描述着理髮師，或是他說了些什麼話，於是三人就會狂笑一番。 沃倫會看到各種新花樣——把這些扮演着傑出的大商人的角色的人們取笑一番。  
諾馬爾。 讓覺得沃倫特別有趣。 她美麗而苗條，有着彎彎的眉毛和迷人的金髮。 她的綽號叫「過氧化物」，丹利叫「鴨子」，而沃倫則只是簡簡單單地叫「巴菲特」。 
比他們年長的人在戰爭中打過仗，而巴菲特、鴨子和「過氧化物」則還處于天真的年紀。 儘管他們是天生的業餘演員，他們從不抽菸或說難聽的字眼，而沃倫則是除了百事可樂以外其他一律不喝。 諾馬爾。 讓認識的所有女孩都還是處女，在她的圈子中很少涉及到性方面的東西。 
而沃倫則更單純一些，他甚至不去參加周五晚上的舞會。 「他不像別的孩子那麼活躍，」諾馬爾。 讓說道，「他根本不作嘗試。 」 
他走路的時候肩膀向前聳着，身子弓向地面，步子拖呀拖，像一隻公山羊。 他時時帶著那個拴在他皮帶上的模樣蠢笨的錢包。 在他那些威爾森的同班同學看來，沃倫穿的鞋子標明他是個鄉下佬。 他們若干年以後依然清楚地記得，「我們總是把沃倫和他那雙運動鞋扔出去。 」斯珀。 海因德爾還記得，「他總是，嗯，一年到頭地穿著它，即使雪有一英呎厚我也不擔心，他穿著運動鞋呢！」而羅伯特。 穆爾說：「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只拿一件事開他的玩笑——他除了網球鞋以外從不穿別的什麼鞋，即使在嚴冬也是如此。 」 
沃倫似乎對這些運動鞋一直情有獨鍾。 「我們大多數人都努力想顯得和別人一樣，」諾馬爾。 讓說道，「女孩們都穿著背上系扣的毛衣，我覺得他喜歡與眾不同。 」儘管他熱情活潑，而且永遠惡作劇，開玩笑。 
他身上總有些不同於常人的地方。 當他古怪的舉動被指出來時，他總是固執己見，或是自我解嘲一番。 諾馬爾。 讓說，「他就是他自己，從不想和別人一樣。 」 
在家裡的餐桌上，沃倫每晚都固執己見地發表着長篇大論。 儘管霍華德曾許諾只任一屆，他又在1994年和1946年再次當選。 他在形同虛設、無事可做的國會裡任職，因為它每每和杜魯門作對。 每到晚上，他會給家裡人談起令人驚慌的事情。 
有一次，當家裡人正在討論聖誕節給霍華德的副手送什麼禮物時，小羅貝塔冒出一聲：「儲蓄債券怎麼樣——他知道它們行情不好嗎？」 
還有一次，在投票反對一項勞動法案之後，霍華德帶沃倫去參加在奧馬哈的一場壘球比賽。 當這位國會議員被介紹給公眾的時候，他遭到了很粗暴的譏諷，但他在沃倫面前顯出若無其事的樣子。  
霍華德無可動搖的倫理觀念使他不僅拒絶宴會的邀請，甚至還拒收自己的一部分報酬。 在他第一任職期間，當國會成員的工資由 10000美元升到12500美元的時候，霍華德把增加的錢放回國會山的工資發放辦公室，堅持解釋說他是以低薪水平選舉起來的。  
利拉說她丈夫在投票決定一項法案時只考慮一件事，「這樣做究竟是加強，還是會削弱人們的自由？」但是他那種自由的觀點很明顯是狹隘的。 他唯一的興趣是把羅斯福和二次大戰擴大的政府機構削減到原來的水平。  
在戰爭期間他曾與人聯手寫過一封信要求美國在迫使德國無條件投降的政策上多下功夫，同時也提出了一個疑慮的問題：「我們究竟為什麼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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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