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曾國藩全集第曾國藩全集

（戊辰），勸學篇示直隷士子，人才隨上風為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 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 余觀直隷先正，若楊忠憨、趙忠毅、鹿忠節、孫征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于豪俠為近。 即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 才質本於士風，殆不誣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 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眄；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貧賤不去，痛惡夫播間之食、龍斷之登。 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跡則略近矣。 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于厄；而聖賢以博濟為懷。 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己溺，稷之猶己饑，伊尹之猶己推之溝中，曾無少異。 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即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 俠者較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 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 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數者，乃不悻于聖賢之道。 然則豪俠之徒，末可深貶，而直隷之士，其為學當校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為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 義理者，在孔門為德行之科，今世目為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為文學之科，今世目為漢學者也。 辭章者，在孔門為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 經濟者，在孔門為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 
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遍現而盡取之。 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充其所急。 擇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 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曰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 為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于倫紀。 夫使舉世皆無憾于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 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易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 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于體而略于用耳。 
今與直隷多土約：以義理之學為先，以立志為本，取鄉先達楊、趙、鹿、孫數君子者為之表。 彼能艱苦困餓，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為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喜何為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牖後世，而吾何為不能？洗除舊日 （日奄）昧卑污之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于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牖，而憂節慨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子生民。 志之所向，金石為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雲者，精研而實體之。 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和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黨廢也。 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于考據之學，有偏于辭章之學，亦不必速易前轍，即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 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 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于海而已矣。 
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 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 倡者啟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植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讀，和者如支河溝治交匯旁流。 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 以直隷之土風，誠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湧而云興。 
余頁官斯主，自愧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土。 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絶之行，粗述舊聞，以勖群上；亦冀通才碩彥，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音與人為善、取人為善之軌，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雲。 （己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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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