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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各國正在制定和執行各種經濟計劃，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最典型的是加納的七年計劃1963-1970年，這一計劃旨在每年增加國民收入5.5%，七年中共增加42%。 加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在說明這一計劃的基本原理和目標時所說的話清楚地反映了歐洲經濟革命所產生的影響：
七年發展計劃為加納整個國家未來的進步與發展提供了藍圖。 這是一個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它建立在利用科學技術來徹底改革我們的工農業這一基礎上。 我們的目的是在加納建立一個強大、進步的社會在這裡，貧窮和文盲不再存在，疾病得到控制；在這裡，來們的教育機構為加納所有的孩子提供發展他們的潛力的最好機會。 恩克魯瑪的繼承者們宣稱，他們的目標一如既往，但他們的新政策也許更能確保這些目標的實現。 
科學也從歐洲迅速地傳播開來，而且實際上已成為所有民族都渴望獲得的一門知識。 科學的客觀方法論已使科學為非西方民族所接受，雖然這些民族可能對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並不感興趣。 人們之所以熱切地追求科學，還因為它是技術進步和經濟全面發展的基礎。 因此，歐洲已失去了它對科學的壟斷；60年代中期，美國和蘇聯所做的科研工作比西歐任何國家都多。 
到1970年時，美國在科學方面已獲得81個諾貝爾獎，而它最主要的對手英國和德國分別只獲得7個和6個。 科學革命也開始波及非西方國家，不過，在非西方國家，由於科學和工業之間的相互關係，障礙一直很大。 雖然純科學的研究確可以不依賴工業，但科學發明的推廣需要有相當大的工業基礎。 即使一位科學家掌握了分裂原子的理論並發展了分裂原子的技術方法，但只有擁有大量的財務資源和工業資源的社會才能從事原子能的生產。 
因此，只有在先進的工業國家裡才有可能從事先進的科研工作。 
亞非許多新國家陷入了這一惡性循環之中，因此，實際上，較窮和最不發達的新國家甚至連最小的科學進步都不可能取得。 不過，另有一些新國家已擁有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資源，並充分利用了這些資源。 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情況尤其如此，到1964年，它們已在科學方面分別獲得1個和2個諾貝爾獎。 印度一開始就擁有最強大的科研基地，因為英國人先前已在那裡建立了一些技術學院，而且更重要的是，工業巨頭賈姆希德吉·塔塔于1905年創辦了印度科學院。 
它的活動範圍在印度獨立後得到了擴大，因此，印度的科學已開始在各個領域作出重大貢獻。 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中國政府同大多數共產黨政權一樣，將國民收入的極大一部分用於科學研究。 
對科學的進步來說，同正式的計劃和學院一樣重要的是科學知識和技術在非西方地區人民大眾中的逐漸傳播。 在馬來亞，邊遠落後地區的巫醫治病時除使用傳統的咒語外，還開始依靠現代醫學。 在接受了政府機構關於抗瘧藥、維生素藥丸、消毒劑和衛生基本知識的指導後，他們戴着表明他們享有作為「醫生助理」的新地位的畢業證章回到了自己的村莊。 現在，他們正在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新知識和急救藥箱，儘管他們在治病時仍同時使用古老的咒語而使科學蒙上神秘的色彩。 
同樣，在中國，科學技術知識傳播協會到1964年時已有會員30萬名，他們是教授、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這個協會還出版了幾份發行量很大的科普雜誌。 英國一位科學家在1965年訪問中國時報道說：
過去，農民們把莊稼得病看作是天禍，對得病的莊稼不採取任何措施。 現在，在我所訪問的公社裡，每個生產隊都對社員進行了訓練，讓他們認識最普通的蟲害和各種類型的作物病害，並讓他們懂得在發現病蟲害時該採取什麼補救措施。 在中國各地，人民正在受到這樣一種教育：人類不僅能掌握自然規律，而且往往還能利用這種知識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這種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認識的意義還可以證明這種認識是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歐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捲全球。 這種政治覺醒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國滅亡中顯示出來的民族主義的迅速發展（見第二十七章
）。 但是，民族主義決不是從西方吹來的唯一的一股風。 其他各種主義也正在包圍全球，其中包括立憲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軍事獨裁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立憲主義曾因民主主義熱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時。 不過，議會政體在一個又一個國家中向軍事獨裁統治或馬克思主義的一黨統治屈服了。 應該指出，這種趨勢在歐洲也是大有先例的。 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歐和東歐各國到1939年時已處于一種或另一種形式的獨裁統治下。 
當時，出現了與納賽爾、蘇加諾和吳奈溫將軍酷似的人物——斯托亞迪諾維奇、邁塔克薩斯和畢蘇斯基元帥。 後三人同前三人一樣，之所以能強行建立各自的獨裁統治，也是因為議會制度腐敗無能並缺乏必要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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