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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日夜攻讀宗教經典。 他們用青銅製作神像。 那些有兩張臉的神像，都有四條胳膊；有四張瞼的神像，都有八條胳膊。 每隻手上都拿着一些東西。 」
以上所述，可說明東南亞大印度的性質。 顯然，大印度的情況與早數世紀希臘人在地中海區域的擴張頗為相似。 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遼闊的海岸地區設立據點，然後將本國的制度移植到那裡。 不過，當地居民既沒有全部希臘化，也沒有全部印度化；最終，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稱和建築物遺址作為緬懷往昔事業的紀念品。 
對於歐亞地區的歷史來說，大希臘和大印度的意義在於它們為擴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貢獻：前者將文明從巴爾幹山脈南部擴展到直布羅陀海峽和俄國南部；後者將文明從印度南部擴展到婆羅洲和中南半島。 
就陸上貿易而論，其盛衰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狀況。 當大部分陸路處于國家當局強有力的控制下時，貿易就繁榮；反之，當社會一片混亂時，貿易就衰萎。 這一點，只要觀察一下這些世紀中貿易的發展趨勢便可明白。 由於技術進步和文明核心擴大的緣故，顯然，總的趨勢是貿易量上升。 
不過，在這一總趨勢中，也時有升降波動，這與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 例如，在歐亞西部的西徐亞帝國、歐亞東部的中國諸朝代和囊括歐亞大部分陸地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那些世紀中，由於帝國強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貿易獲得迅速發展。 
關於最早的陸上貿易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極少。 不過，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或7世紀的希臘商人所寫的見聞尚有片斷保存下來；這位商人名叫阿里斯蒂斯，他聲稱曾與西徐亞海隊一起東行，遠至中亞的天山山脈。 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也寫了一篇詳盡的、有關西徐亞人的文章。 西徐亞人是個擠馬奶、住馬車的遊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O年時，統治着頓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大草原。 
希羅多德列舉了西徐亞人的各個部落，描述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可見，西徐亞人的詳細情況他能掌握到。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徐亞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臘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鄰，兩者之間有着廣泛的貿易往來。 西徐亞人憑藉所控制的廣闊內地的豐富資源，用奴隷、牛、獸皮、毛皮、魚、木材、蜂臘和蜂蜜去交換希臘人的紡織品、酒、橄欖油和各種奢侈品。 
公元前4世紀和3世紀時，西徐亞人的勢力由於來自東方的新的遊牧民入侵而大為衰弱。 隨着繼起的混亂狀態，長途貿易不復存在，直到二個多世紀以後才恢復。 這一次，促使長途貿易恢復的動力來自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人；他們正在將自己的統治遠遠地向所謂的「西域」即中亞擴張。 其目的是為了反擊他們最危險的遊牧鄰居即歐洲歷史上所說的匈奴人。 
在那時以前的數十年中，中國人對匈奴人一直是採取寵絡的辦法，贈送了大批的禮物和金錢；而現在，則完全改變了這一「覊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亞尋找盟友，共擊匈奴。 
公元前139年，偉大的漢武帝派官員張騫去尋找、聯絡數十年前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 大月氏原是印歐語系的民族中最東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後，征服位於今日阿富汗的希臘人的大夏王國亞歷山大帝國分崩後留下的一個王國，在那裡定居了下來。 由於新地肥饒，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願東來再與強大的匈奴為敵；漢使者見此情景，只好返回中國，不過，隨身帶回了過去希臘文化的象徵葡萄樹苗以及大量有關西域地理的資料。 這些資料是中國隨後在中亞開展軍事和外交攻勢的基礎。 
漢武帝接連派出好幾支遠征大軍去討伐匈奴，最後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歸順，或者逃往沙漠地區。 實際上，正是中國人的勝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遷徙、最終衝擊羅馬帝國、導致其崩潰的連鎖反應。 中國人大破匈奴後，派了一個外交使團前往張賽報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國。 有兩個從前留下的希臘王國賈爾乾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與中國之間遠隔一個帕米爾大高原，頗為安全，故大膽地辱罵了中國使者。 
但是，中國軍隊其軍事威力驚人，竟翻越帕米爾高原，迫使它們降服漢皇帝。 這樣，漢帝國以一個巨大的楔形物插過中亞，最後於公元1世紀，與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組織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繫。 
這時，貿易緊跟在勝利的中國旗幟之後。 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證，人們的需求也隨着外交使團的活動而大為發展。 各國使團出訪時，根據當時的風俗，攜帶本國特有的物產作為禮品。 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習慣和慾望，為私人經商打開了通路。 
對於中國絲織品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為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 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產，如：來自中亞的毛皮、毛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流浪，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毛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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