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資本論第資本論

最近半世紀以來，英格蘭人口的絶對增長雖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對增長或增長率卻不斷下降。 引自官方人口調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證明。 
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長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711
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財富的增長。 在這裡，應納所得稅的利潤、地租等等的變動情況是最可靠的依據。 1853—1864年，大不列顛應納稅的利潤不包括租地農場主的和若干其他項目的利潤增長50.47％平均每年增長4.58％，而同時期人口約增長12％。 1853—1864年，應納稅的地租包括房屋、鐵路、礦山、漁場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項目：
1853年到1864年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
房屋………………………38.60％
3.50％
採石場……………………84.76％
7.70％
礦山………………………68.85％
6.26％
鑄鐵廠……………………39.92％
3.63％
漁場………………………57.37％
5.21％
煤氣廠………………… 126.02％
11.45％
鐵路………………………83.29％
7.57％
如果把1853—1864年這段時間以每四年為一期作一比較，就會看出，收入的增長程度是不斷提高的。 例如，利潤的收入，1853—1857年期間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間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間每年增加9.30％。 聯合王國應納所得稅的收入總額，1856年為307,068,898鎊，1859年為328,127,416鎊，1862年為351,745,241鎊，1863年為359,142,897鎊，1864年為362,462,279鎊，1865年為385,530,020鎊。 712
資本積累的同時伴隨有資本的積聚和集中。 雖然英格蘭沒有官方的農業統計材料愛爾蘭倒有，但是有10個郡自動提供了統計材料。 根據這些統計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從31583個減少到26567個，也就是說，有5016個合併于較大的租地農場了。 1815年到1825年，在應納遺產稅的動產中還沒有一份超過100萬鎊的，但是從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從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時間裡，又有了4份。 
簡單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項所得稅把租地農場主等等除外的利潤，可以極為明顯地看出這種集中。 首先應該指出，這種來源的收入達到60鎊就要交納所得稅。 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這種應納稅的收入1864年為95,844,222鎊，1865年為105,435,787鎊，納稅的人數1864年在居民總數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總數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 713
聯合王國的煤產量，1855年為61,453,079噸，價值16,113,267鎊，1864年為92,787,873噸，價值23,197,968鎊；生鐵產量，1855年為3,218,154噸，價值8,045,385鎊，1864年為4,767,951噸，價值11,919,877鎊。 聯合王國的營業鐵路里程，1854年為8054哩，投入資本286,068,794鎊，1864年為12789哩，投入資本425,719,613鎊。 聯合王國的進出口總額，1854年為268,210,145鎊，1865年為489,923,285鎊。 出口的變動情況如下表：
1847年
58,842,377鎊
1849年
63,596,052鎊
1856年
115,826,948鎊
1860年
135,842,817鎊
1865年
165,862,402鎊
1866年
188,917,563鎊
根據這些為數不多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理解為什麼英國國民中央註冊局局長髮出這樣一種勝利的歡呼了：714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趕不上工業和財富的增長」。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這種工業的直接代表，或這種財富的生產者，即工人階級。 格萊斯頓說：
「我國社會狀況最令人感到憂慮的特點之一就是，國民的消費力在下降，工人階級的困苦和貧窮在加劇，而與此同時，上層階級的財富不斷積累，資本不斷增長。 」
這位假獻慇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這樣說的。 過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預算演說中又說：
「從1842年到1852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6％…… 在從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內，如以1853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20％。 事實令人驚奇得几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但是……但是這種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的價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麼窮了。 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極端程度已經縮小」。 
多麼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只是隨着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麼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象原來一樣窮。 如果說窮的極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極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極端程度已經增大。 至于說到生活資料價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倫敦孤兒院的材料卻表明，1860—1862年3年間的生活資料價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間上漲了20％。 在隨後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類、油類、奶類、糖、鹽、煤以及715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格又繼續上漲了。 
儘管這些生活資料的價值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下降了。 前面的數據表明，過去買一噸生鐵還不到3鎊，而現在30鎊也買不來一噸生鐵。 價格的變動規律與價值的變動規律並不是在表面上直接地一致。 格萊斯頓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個預算演說，是一首對賺錢事業的進步和因「貧窮」而減色的國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讚歌。 
他談到「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邊緣」的群眾，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業，最後，他用下面這樣的話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扎」。 
不象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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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