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近代史-陸觀版第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進步人士對等着他們的危險不是一無所知，康的弟弟早就勸他脫身，但決定除掉康的翁同龢以皇帝忍受不了看見他離開為藉口，勸說他留下。 康自己對皇恩感激不盡，不想離開，說生死在天，非人力所能控制的。 康的弟弟和梁計劃以公使的身分送康有為去日本，但皇帝派出的是另一個改革派人士。 34皇帝實在太依賴康了，不允許他離開。 
而康過于驕傲，不願半途而廢。 太后進攻時，維新運動僅實行了103天。 
6.2慈禧的權勢自1861年以來的三十七年，皇太后一直是國家的最高權力人物。 她經驗豐富及地位牢固，一小撮缺乏經驗的改革派人士動搖不了她。 雖然她在1889年就退下去了，但她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政治和軍事事務。 她在軍機處的親信向她報告所有的政策決策，宮裡的太監監視皇帝的一舉一動；她在天津的黨羽榮祿掌管北洋軍隊。 
沒有一件事能逃得過她的法眼。 榮祿的部隊駐紮在大沽、天津、通州和京畿，隨時保衛她的利益。 這些士兵在外國侵略者面前可能派不上用場，但足以挫敗改革派在國內的任何行動。 確實，自1861年的政變以來，榮祿一直是皇后的近身侍衛。 
不直接掌握任何軍隊的皇帝和理想化的改革者只能求助于袁世凱，但後者過于精明和見風使舵，他知道皇帝和太后之間爭斗的最終結果。 袁選擇了勝利的一方，加速了變法的失敗。 
6.3保守派的反對自認是儒家道德傳統守護者的保守派35攻擊改革派「無君無父」，在提倡民權和個人平等時混淆了人際關係中基本的「三從」。 康把孔子說成是改革家，懷疑古文獻的真實性，在這些儒家道德的捍衛者眼裡不啻是褻瀆和異端。 葉德輝斥責康利用聖人謀私利，譏笑他：「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況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 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 」他輕蔑地宣稱：「其言即有可用，其人必不可用。 」36
即使溫和的改革派和那些同情改制的人都難以接受康的解說。 使康德到皇帝關注的翁同龢在讀過《新學偽經考》之後，評述康有為「真說經家一野狐也」、「吾驚詫不已」。 進步的湖南巡撫陳寶箴評論說，康的《孔子改制考》超出了對儒家的尋常的學術解釋，含有危險和令人生厭的政治暗示。 孫家鼐是變法的同情者和京師大學堂的校長，也批評這部著作，如他對皇帝說的那樣：37
第八卷中，......「孔子製法稱王」一篇
，雜引讖緯之書，影響附會，必證實孔子改制稱王而已。 竊恐以此為教，人人存改制之心，人人謂素王可作，是學堂之設，本以教育人才，而轉以蠱惑民志，是導天下于亂也。 
因此，康才智的發揮為他贏得今文學派支持者的巨大聲譽時，也疏遠了一大批溫和而謹慎的學者，他們實在無法接受康作品中危險的意含。 康取自素王(無冕之王，指孔子)的名號「長素」，具有「無冕之王的忠實追隨者」或完全是「永遠的無冕者」的雙重含義，這真是個尖鋭的諷刺。 
總而言之，康是一個思想家，而不是一個實踐的政治家。 他的激進改革是一次輓救清王朝的勇敢嘗試，但它也標誌了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自強運動開始的漸進變革總趨勢的突然斷裂。 變法明顯地遠遠超前于它的時代。 鑒於王朝全面的衰落和老化，人們懷疑，即使變法得以全面實施的話，他的計劃是否能輓救得了它。 
1898年維新失敗所造成的影響是眾多而深遠的。 首先，它證明從上而下的進步改革是不可能的。 其次，在皇太后和重返政壇的頑固保守派的控制下，宮廷根本不具備領導能力。 它慫恿排外主義和鼓勵義和團事件，導致了1900年八國聯軍佔領北京。 
它遵循反漢的政策來迫害改革者，因而擴大了滿漢之間的分裂。 反動的軍機大臣剛毅說：「改革者漢人之利也，而滿人之害也。 設吾有為，寧贈友邦，勿與家奴。 」第三，越來越多的漢人感到，他們的前途在於徹底地推翻滿人的王朝，這樣的事業無法通過和平的變革實現；只有來自下層的流血革命才有可能實現。 
孫中山帶頭推進了這一事業。 第十六章 義和團事件，1900年
1898年戊戌政變翻轉了整個權力結構，削弱了漢人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勢力，反動的滿人重新佔據了要職。 榮祿、裕祿和啟秀進入軍機處，而頑固保守的軍機大臣剛毅日益得到太后的寵信，對太后的影響較之榮祿更大。 由於對國際政治的現實毫無所知，這些人拒絶外交和與各國互相遷就，反而提倡一種頑固的抵制政策。 在他們的影向下，太后也決定不再向外國列強作出更多的讓步。 
考驗的時刻來了：1899年2月，意大利要求割讓浙江的三門灣，她下令浙江巡撫不用猶豫地擊退敵人的登陸；10月，意大利人屈服了。 新的不妥協政策的作用得到了確認。 1899年11月21日，太后自豪地訓令各省當局不要再抱媾和的幻想。 11.義和團事件的背景
強烈的排外情緒不僅充滿太后統治下的宮廷，也滲入士人、官員、士紳和廣大的民眾中。 半個世紀的外來羞辱，無論戰爭還是媾和，都深深地傷害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在中國土地上趾高氣揚的外國公使，咄咄逼人的領事、氣勢洶洶的傳教士和自私自利的商人經常使他們想起中國的不幸。 折磨人的不公正的感覺產生出一種強烈的報復欲，直至在一場廣泛的排外運動中爆發出來。 
當然，大量的社會、經濟、政治和宗教因素也導致了這場運動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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